有效利用流动性过剩优化经济结构

　　当前的宏观调控重点不是减少流动性过剩，而是有效地利用流动性过剩，主要是重新调整过剩流动性的流向，向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的方向调整。总体思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也是第一步，下决心大力度调整房地产的发展政策，阻碍过剩资金向房地产业的高度集中，抑制房地产过度增长。第二部分或第二步是创新模式，使过剩资金流入急需的产业升级部门及社会事业发展部门。同时，还要大力度调整外贸外资政策，抑制出口增长过快，遏制贸易顺差扩大的趋势或逐步减少顺差。

　　（一）大力度调整房地产的发展政策，切实加强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

　　前两轮房地产宏观调控成效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在“促进卖房”和抑制过度的住房投资或投机需求上着力。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对房地产发展政策进行大调整：

　　一是国家和地方都要放弃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提法，在发展政策上改变“房地产偏好”，还房地产业的本原，即民生性产业。而且在住房发展政策中要明确规定不鼓励居民拥有多套住房，用经济的手段来抑制第二套住房的需求。

　　二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都应对房地产发展采取适度抑制的宏观政策。即把对房地产的过度刺激政策，调整为中性政策，甚至是中性偏紧的政策。

　　三是尽快征收物业税（不动产税）和对房地产商征收暴利税或空置税，促进住房供给的释放。物业税征收可考虑按面积分档确定税率，近阶段给予人均30平方米的免税额，人均住房30平方米至50平方米为第一档，税率1.5%，人均50平方米以上为第二档，税率可定得较高，如定在3%。房地产商牟取暴利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捂房不卖”，可考虑征收暴利税或特别收益金（或提高土地增值税税率），还可考虑征收房地产商的住房空置税。

　　四是提高居民住房转让所得的税率。由目前的20%提高到50%，对仅拥有一套住房的住户出售房屋所得税可实行税收返还，即重新购买住房时全部返还。同时，税收征管部门应强化执行力，主要是防止税收的转嫁。

　　五是取消期房销售制度，改为现房销售制度。

　　六是对居民购买第二套以上的住房采取抑制性的金融政策。

　　（二）创新模式，使过剩的货币流动性集中流向产业升级部门和公共部门

　　过剩的货币流动性从房地产部门退出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将社会过剩资金导入产业升级部门和公共部门。产业升级部门主要是产业技术水平较高、市场容量大的现代制造业和装备工业。主要包括汽车、通用装备、大型专业技术装备、船舶、精细化工等重化工业。由于这些过剩的资金相对分散，且流动性很强，喜好投机，因此，无法直接导入产业升级部门，因此，需要一种机制将其间接导入，主要设想是将发展股市与产业升级结合。过剩的流动性逐步向股市流转，造成

股票市场的繁荣，这是一种好的动向，但要避免的是股市的发展只有泡沫而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不大。过剩资金导入股市与产业升级结合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一是制定产业差别化的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政策，主要是明显放宽对升级型的重化工业部门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条件，促进重化工业的资本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升级型的重化工业都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借助资本市场来强化其资本规模和创新能力。

　　二是成立一批支持升级型重化工业发展的产业投资基金，吸收保险资金和社会剩余资金大量投入。

　　三是制定针对性强的优惠政策支持升级型重化工业兼并重组，促进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外部资本扩张。同时，在金融、税收政策上鼓励升级型重化工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走出去”等。

　　（三）调整外贸外资政策，抑制出口的过度增长

　　首先，应加快下调出口退税率，将出口鼓励政策由“过度激励”向“适度激励”转变。总体原则是鼓励出口的政策应与鼓励产业升级的政策一致，重点鼓励升级型的重化工业品出口。

　　其次，调整目前实施的“慢升值”的汇率政策，努力保持中期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减弱

人民币升值预期。要坚定地避免加快升值，既不能搞慢升值，更不能搞急升值，升值不能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投资过热及结构失衡问题，也不能减少顺差，相反加快升值会促进投机性的美元流入，扩大顺差。更重要的是大幅升值的机会还没有到来，在工业化未基本完成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未完成时采取逐步升值或快速升值的政策将增加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且阻碍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要缓解外部人民币升值压力，对外要传递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息：人民币在现阶段缺乏大幅升值的基础，升值不仅将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不能解决顺差扩大问题，保持较长时间

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提之一。

　　三是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加快转变引资观念，逐步减弱地方政府的“引资偏好”，淡化对引资的数量考核指标，促进引资从行政引资、追求外资规模，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资转变。尽快取消外资在各地享受的各种“超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政策，加快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对外资的政策优惠要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应把实行普遍优惠转变为实行差异优惠，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的权限应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鼓励引入技术辐射能力强、吸收就业能力强、资源节约型的外资企业，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环保和服务业等产业，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四）采取双向货币收缩政策

　　一方面，可继续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加大公开市场操作来收缩货币供给量；另一方面，针对当前利率仍然偏低的情况，继续提高利率水平，抑制货币需求。而且利率调整要体现两方面的政策意图：一是引导投资结构继续优化，对房地产这一存在明显暴利的部门要更大幅度地提高贷款利率，而且严格贷款条件；二是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金融改革上应“重利率市场化而轻汇率市场化”。

　　(五)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

　　人为压低生产投资成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尽管可以在特定历史时期迅速把国内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但是，当汇率升值压力增大，贸易顺差过大明显增加流动性过剩的风险时，“两害相权取其轻”，主动提高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不失为上策。在我国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相应的升值压力会减轻，最后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也较有限。

　　课题主持人兼本报告执笔人：王小广

　　课题组成员：樊彩耀、李军杰、易强

　　（本报告不代表所在机构的观点，仅为课题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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