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并不是要包揽风险

　　王宸

　　近一段时期，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议论颇多，并且直接与紧缩调控联系起来，似乎中国紧缩调控和经济转型就是要加快金融市场开放，加快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调整经济结构，由此促使消费结构升级换代，并最终实现瑞银所谓的“在2015年成为消费支出全球第二位、于2020年接近全球消费支出22％”的目标。

　　如果中国经济通过紧缩调控得以顺利转型，在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下，中国单从人均石油消费0.049桶达到日韩的0.44桶左右，几乎就要增长9倍，同时，能源需求带动其他领域的消费增长，再加上不断开放市场的预期，容纳国外商品和服务的增长速度更要快得多，从而拉动全球经济实现三级跳。可以说，这种分析为世界经济失衡的风险找到了一个最可靠的解决方案，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预期由此也深得国际舆论的追捧。

　　换句话说，世界经济失衡的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释放风险的市场；只要中国承担起这个责任，那么世界经济将顺利地避过风险而转向“撑杆跳”，因此发达国家也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中国身上，并毫不吝啬地频繁动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以避免在中国市场逐渐膨胀和开放的过程中获益落后。

　　一定程度上看，当全球新经济的泡沫破灭、发达国家产业升级陷入停滞之后，寄希望于中国消费市场的快速膨胀就成了新目标，这种目标也被渲染为“加快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崛起”，当然也有“金砖4国”和“新钻11国”的说法。似乎世界经济失衡的风险终于找到了解决之道，而新的技术突破带领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

　　那么中国应该以经济转型包揽风险、承担这种“责任”吗？中国将经济增长官方目标维持在8%、加快

能源资源战略改革、实现经济转型的真正目标，绝不应是包揽世界经济风险以获得认可，即使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10%左右，也不应以这种转型的方式承担“经济领导者”的责任，还是要力求以产业技术升级换代为准则。

　　在人均消费指标上的落后，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

人民币升值和膨胀消费市场来改变。目前中国能源资源价格改革，是要通过提高能源价格来促进能源资源的节约，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能源资源的定价权才是中国人均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所以只有逐步获得能源资源的定价权，才能实现人均消费的逐步增长，以及消费市场的逐步升级。这才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准，那就是要通过经济转型获得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话语权，而不仅仅是出卖市场包揽风险。

　　但是这种转型的目的不是一厢情愿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转型是受到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的，是在许多要价博弈之下的一个长期过程。2006年以来“内外失衡”等诸多表象，让中国经济更易受制于人，这还需要从根本上完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基础，也就是要借助于通常所说的“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宏观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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