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慈善随分享意识融入人心

　　社会学研究者

　　上海“东方讲坛”讲师一百多年前的纽约，处于社会富豪迅速出现而穷人得不到有效救助的年代。卡内基的慈善理念，高扬公平和正义的旗帜，向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宣战： “有钱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因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

　　今天的上海同样走到了贫富悬殊的十字路口，同样面临着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和理想之城的问题。据报载，2006年有人在中国

　　基于互爱与捐助在转型期的中国有多么重要这样的共识，上海市民以各种方式投入公益和慈善活动。一年一度 “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活动，由上万名学生头戴红帽在申城街头募捐，成为这一共识的精彩诠释。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作《让全球化正常运转》中提出了“世界并不是平的”这一和托马斯·弗里德曼意见相悖的观点，论据就是目前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远不能过上像样的生活。对此，斯蒂格利茨的回应是，应当把救助世界上贫穷和落后地区的民众视为政治家、基金会和社会学家们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他严肃地讲述着政府和企业究竟可以为穷苦大众做些什么，以便把无情掠夺自然资源的生态危机和分配不平等降到最低。

　　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竞争状态下，财富的流向也不尽平等，同样需要关注那些贫穷和不幸的人。而慈善捐赠则是对不平等分配的一次矫正。这种出于良心或同情的自愿再分配，是建立在“慈善让生活更美好”的共同愿景之上。

　　人类学研究员丹顿博士曾有一个分析说：“现存的所有生物科学证据，都支持一个核心论点，就是宇宙整体是专为人类和生命设计的，这是它存在的根本目的和意义。在这个整体里面，所有实体都因着这重要事实而拥有本身的意义和解释。”这个重要事实同时也揭示了所有实体存在的共生性和目的性，以及休戚与共的相关性。

　　因此，慈善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不是一时一物的付出，而是同体大悲的息息相通，是情如手足的爱心传递，也是推己及人的随时分享。

　　这种分享意识，正逐渐融入上海市民的生活实践中。

　　1997年上海志愿者协会成立。这个全市最大的慈善公益团体和资源整合的中心，迄今已建构区、县、街道和基层单位的三级管理和四级网络机制（即协会、分会、总队、服务队），注册志愿者200多万人，还有从属“热爱家园”、“怡绿”等草根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数十万志愿者群体，活跃在上海城乡的各个角落，传递着人类互爱的信息。

　　上海宗教界也先后成立了玉佛寺“真禅法师基金”、道教“陈莲笙慈善基金”、基督教“儿童健康基金”等慈善基金，在西藏、云南、甘肃、青海、四川、贵州等地援建希望小学；在新疆、吉林等地援建卫生院所。天主教上海教区与徐汇光启护理院合作，已施行小儿脑瘫康复治疗4万余人次、成人康复治疗3万余人次。

　　作为中国内地最早成立的民间慈善组织之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自1994年成立至2006年底，共募集善款16亿元。其中有10亿多元已用于“敬老、扶幼、助学、济困”等社会救助，使90余万困难市民直接受益。而通过直接捐赠等其他渠道，未列入统计的捐助善款更是不计其数，也难尽其详。

　　一位身有残疾的受助中学生范辰翔说：“我最大的愿望，最幸福的感觉就是也能去帮助他人”。通过施助———受助的循环反哺，让更多市民意识到助人即助己，“爱人如己”将使我们的城市更为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