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县长可以“儿戏” 制度承诺不能滥用

　　毕舸

　　媒体近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近两年来，山西运城市绛县103名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近13万元工资，一直没有结果。他们向运城市委反映时，运城市绛县陈副县长写下书面保证：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工钱仍然没影。而且，该副县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绛县就算了，“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

　　陈副县长解释承诺不兑现的原因时说，当地法院可以再立案，但他只能协调，不能指挥，此事并非他一个人说了算。其实这也算是一句大实话。长期以来，我们频频看到某地区某领导为了解决民工欠薪、环境保护、治安差等老大难问题，拍着胸脯承诺在某个时间段内解决，结果问题还真就解决了。于是舆论叫好，民众感谢，似乎是皆大欢喜。

　　其实，这种依靠官员个人承诺来解决行政管理偏差的现象，属于典型的“人治”体现。我们都明白，相对于人性的复杂多变，只有依靠制度完善才能达到社会治理的刚性效果，才能保证权力不会随官员个人喜好而发生扭曲。也许真如陈副县长所说，无法完全主宰欠薪事件的走向，需要依靠司法途径来解决。但即使他手中拥有“一句定乾坤”的权力，也不应提倡个人干预司法的“越位”表现。

　　然而，副县长承诺可以“儿戏”，制度承诺不能滥用。运城市绛县副县长写下书面保证，是在103名农民工向运城市委反映情况之后作出的举动，并非个人意愿的随意发挥，而是代表当地政府的职责行为。虽然书面保证未必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合同效应，但至少是政府信用的某种体现。副县长承诺“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是以具体分管领导的身份发言，是对之前管理失当、导致103名农民工长期被拖欠工资的补救措施。而农民工们之所以同意，也并非来自对副县长个人品性的了解，而是对政府权威的相信，甚至是对依靠政府公权救济、来了断两年“悬案”的一丝希望所在。

　　这信任的底线最终被冲破了，农民工当然不会简单地认为是副县长说话不算数，而会陷入对政府整体信用的深深失望中。事实上，103名农民工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劳动仲裁、法律诉讼及行政干预求救信号，已经为此付出了两年无法获得血汗钱、却要在奔波与伤心中支付更多

　　副县长承诺“儿戏”，也暴露出当下政府信用保障体系的种种缺憾：官员个人信用经常与政府信用混同，导致责任边界不清晰，一旦出现失信现象无人负责，这也会给某些人利用政府信用谋取私利大开方便之门；因政府信用残缺而导致利益受损的民众，缺乏可行的投诉途径，目前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监督机构，来处理政府失信的责任界定。如此一来，政府信用可以被滥用而无须承担责任，就容易产生政府失信现象的恶性循环往复。对于处于中国法治完善进程中的政府来说，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