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流动性过剩要打“组合拳”

　　次数实际执行时间 准备金水平

　　1 1984 年 企业存款 20％，储蓄存款 40％，农村存款 25％

　　2 1985年 1 月 三者统一为 10％

　　3 1987年 10 月上调到 12％

　　4 1988年 9 月 进一步上调到 13％

　　5 1998年 3 月 由 13％下调至 8％

　　6 1999年 11 月由 8％下调至6％

　　7 2003年 9 月 由 6％上调至7％

　　8 2004年 4 月 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普通金融机构由 7％上调至7．5％

　　9 2006年 7 月 由 7．5％上调至 8％

　　102006年 8 月 由 8％上调至8．5％

　　112006年 11 月由 8．5％上调至 9％

　　122007年 1 月 由 9％上调至9．5％

　　132007年 2月 由 9．5％上调至10％

　　本报记者 黄宪奇整理

　　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建立以来的变动历史

　　本报记者 黄宪奇

　　尽管提高准备金率被认为是目前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最重要手段，但这也面临“度”的问题。

　　在日前举行的“汉青高级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揭牌典礼”上，中外学者纷纷建言，要采取多种手段应对流动性过剩。在他们看来，为这些资金寻找好的去处至关重要。

　　准备金率上调仍有空间

　　兴业银行的鲁政委认为，从纵向历史角度来看，自1984年我国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累计进行了13次调整准备金率，其中（相对于上期）下调的只有3次，剩余的10次全部为上调。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曾超过20%（1984年）；即使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我国也曾在相当长时期内（1998年3月之前）执行13%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如果以13%为我国可接受的上限，以每次上调0.5%来推算，人民银行至少还有6次上调的可能空间。

　　从横向角度来看，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似乎也有继续上调的空间。尽管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相对较高。但如果进一步观察新兴工业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的准备金率水平似乎还处于合理区间。即使以台湾、马来西亚、捷克等12%左右的水平为参照，我国当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仍有继续上调空间。

　　从经济状况的相似性来看，韩国在面临流动性过剩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可能值得特别关注。韩国1971年以来的23次准备金率上调中，其中为应付流动性扩张而进行的上调有10次，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为1978年的活期存款准备金率27%，定期和储蓄存款为20%。据此进行保守估计，当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总体平均水平至少在22%左右。

　　与会专家认为，外汇占款快速增长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由于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有效缓解了央行货币冲销压力，因而基于其有效性的考虑，未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会继续上调。

　　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众所周知，准备金率的持续上调将降低货币乘数，进而弱化金融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此外，作为猛烈的货币调控政策，一旦其上调幅度达到临界点，再上调的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将明显增加。

　　北京工商大学的高扬博士认为，货币供给总量扩张虽会使通胀压力加大，但还未成为现实的通货膨胀。因此，控制总量应是预防性措施，力度不可过大，否则可能会引起“超调”。况且，货币政策效果存在时滞，需要一定的观察期，不可因短期效果不明显而继续加码。

　　根据高扬的研究，准备金率持续上调虽然能够抑制信贷总量扩张，但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而且其应对结构性风险也无能为力。主要根源在于，第一，贷款银行主要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第二，资金流向多为地方政府市政建设项目以及由政府担保的项目，民营企业相对较少；第三，资金的地域流向多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区域。

　　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属于“一刀切”政策，不存在信贷扩张问题的银行也要受到“连累”，不得不紧缩并不过剩的流动性，这将影响其经营状况。由于信贷扩张主要集中在几家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的国有银行，这种干预政策也会遇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冲突。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货币供给总量上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在调节结构性问题、降低信贷风险上的力量很微弱。高扬认为，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虽可抑制信贷总量扩张，但与此同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不能解决结构性风险等问题，也必须予以重视。

　　抑制流动性过剩需多管齐下

　　在本次会议上，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中国使用准备金率还有一定空间，但肯定不能一直这么用下去，经济的问题要靠经济办法来解决，金融只是第二性的。吴晓灵的讲话无疑点出了未来中国应对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政策导向。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表示，目前可行的方式是对货币投放，特别是银行的信贷投放采取总量控制。另外，建立有效的投资渠道来消化流动性过剩。这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新能源、新农村建设；二是加深金融市场的广度，特别是加快债券市场的发展。

　　对于中国对外经济的失衡，陈雨露认为，需要解决我国企业走出去问题，并想尽一切办法控制短期资金流入。

　　“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是可选择的手段之一。”高扬表示，从国际收支来看，贸易顺差仍呈持续扩大势头。这表明进出口部门对汇率变动还不够敏感，小幅度汇率变化尚不能引起国际收支的显著改变。这意味着

人民币升值还有相当空间，进出口部门的承受能力还相对较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过去中国采取的是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税收方面一直采取优惠待遇，这是不合理的，应予以取消。“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已对短期资金的流入给予了限制，我认为应该继续限制，无论是外来的压力有多大。”

　　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也被认为是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手段。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由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导致居民对未来某些开支的不确定

性感到担心。这种顾虑使得即期消费延长成为了远期消费，储蓄率因此居高不下。许多专家提出，要积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从根本上提高消费水平。

　　近期有关成立外汇

资产管理公司来抑制外汇占款过快增长的提议被炒得沸沸扬扬。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士认为，这将有助于斩断外汇输入与货币增发之间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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