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超收何必急于投向“稳定基金”

　　□马红漫

　　尽管高企的药品价格一直被消费者所诟病，然而作为药品供应商的医药企业，事实上也并未从中获利。有媒体报道，日前，上百家药企集体上书国务院，建议改变医疗领域“以药养医”的传统机制。

　　导致“以药养医”这一体制性顽疾的关键在于财政支出对公共医疗领域投入乏力。据统计显示，在我国公立医院的支出中，政府投入的只占7%，有的三甲医院甚至只有3%，剩下的支出均要靠医院自筹解决。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格局最终导致医院成为逐利的实体。而药品价格加成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医院运营和发展重要来源。

　　由此，尽管我国对药品价格的治理工作已经推进了10年，全国性大规模降价已达21次。但是，在声势浩大的

药品降价浪潮中，消费者却并未真正享受到实惠，许多药品出现了“降价即死”的怪现象。与此同时，医药企业的经营成本也水涨船高，医生回扣、招投标公关费提成等费用严重蚕食了其最终利润。有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医药工业年收入利润率税前为9.7%；2006年前10个月，其利润率则降为6.34%。

　　医药生产企业将申诉的矛头指向“以药养医”体制，指向财政投入不足问题具备了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足以表明，协助

医院回归“救死扶伤”本性的根本途径还在于财政支出在医疗领域的合理投入，也就是提高国家财政支出管理的效率与社会效益。

　　事实上，我国财政收入形势持续看好，财政超收的速度非常快。然而面对巨大的财政超收资金，我们却发现其投入方向在偏离民众福祉的保障轨迹。据报道，有关部门可能会成立一个“稳定基金”，进行财政预算的调节。事实上，不仅仅是财政稳定资金，财政增收资金投向“偏大企业、偏宏观”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

　　财政支出的有效性是政府管理能力的一种体现。当前，在提高我国财政支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过程中，改变财政重收入轻支出的观念十分重要。而这一观念的改变需要加快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步伐。

　　稳定基金的设立或许可以为强化政府的

宏观调控职能提供一个新工具。但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对于宏观调控的效果，最终还是要通过百姓基本福祉水平的提高中得到显现。在社会保障部门存在严重的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微观个体的福利利益尚无法获得充足的财政保障，财政资金的投向与次序显然应当以此为先导。

　　在经济整体发展形势向好的情况下，“赚钱不难”或许会成为常态，但是如何“花钱”，也就是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的有效性则需要倚仗于科学、高效的财政支出，财政资金“花钱”也需要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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