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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消失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28日 06:12 中国证券报

  刘霞辉

  美国经济学家哈里·登特在其《下一个大泡泡》一书中断言,在“人口红利”期过去以后(2020年),中国将会陷入贫困的境地!这一观点引发了国内众多学者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基本赞成该结论的人占多数。我认为,下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

  什么是“人口红利”?目前理论界一般认为,当一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后,会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形成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的情况,这时,该国人口分布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种结构将带来劳动力丰富、储蓄和投资增长快的有利结果,人们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

  近些年,连续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负担轻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它可能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

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能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没有到来,所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快。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受“人口红利”之惠。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2000年,中国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长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有利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据测算,中国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人口红利”即将枯竭。

  中国“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预测,但该结果是否意味着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的结束,或出现更为严重的后果,中国经济重回贫困陷阱?我认为,这两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

  首先,全球人口变动的趋势表明,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逐步演变成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发展中国家大多处在第二阶段,发达国家均处在第三阶段(中国也已在第三阶段)。但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没有哪个国家因人口模式发展到第三阶段而出现经济停滞或返贫。

  通过观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其人均产量增长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阶段,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但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而是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人均产出将呈递减的增长趋势,其后就是遵循新古典增长的足迹。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要素积累——集约管理——知识创新”的演化路径;二是主导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变化过程;三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当前其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0%-80%。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新中国从“低价工业化”道路走到今天,经济增长依靠高投入(包括资金、资源、人力)来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来自生产要素(资源、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而且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单纯依靠资源优势进行粗放式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可以长期维持的,目前,中国正是到了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期,未来我们经济增长的源泉应当从依靠良好的人口结构(即“人口红利”)转为以技术创新能力为主。这种转变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同样可行。

  再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经济学理论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会随着人口增速降低而提高,而人力资本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故,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着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据统计,2005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3.06亿,其中农民占57.01%;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但农村劳动力普遍素质低,人力资本未得到有效开发。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在专业技能培训上,农村劳动力更是缺乏。所以,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偏低,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进程应是未来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的重点。

  由此可知,中国“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并不预示着经济增长将失去动力,更不应使中国经济倒退,它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更换和增长机制的转型,而这些事情我们正在着手去做。我相信中国经济的美好未来不会因“人口红利”期的结束而消失,贫困的中国不会重现。

  ■财经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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