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基本方略应对当前流动性过剩

　　

中国储蓄率的部门结构（1992~2003年）政府存款占比及政府存款与全部存款增速（1997~2006年）———降低政府储蓄率、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李扬 殷剑峰 刘煜辉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近期

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格局的基本特点，那么，“流动性过剩”肯定会成为首选。为了应对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贷款投放、投资加快以及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在发行央行票据的效力递减而其负面效果日趋显现的情况下，自去年以来，人民银行已连续四次上调了法定准备金率。

　　应该看到，就收紧流动性的效果看，调整准备金这一“量”的政策确实比调整利率这一“价”的政策更为直接。在“量”的政策武器库中，就调控成本而论，准备金政策显然要比发行央行票据低廉得多。然而，持续上调准备金率不仅给未来的准备金体制改革乃至整个利率体系和银行业改革会造成障碍，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并没有触及形成当前流动性过剩的两个源泉———国内的高储蓄率和既定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下国际收支顺差与国内基础货币发行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由此导致的贷款、投资猛增和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问题。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当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我们不能够再只是依靠发行央行票据、上调准备金率这种“抽水机”式的政策手段，而是要从制度层面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略，去“拧紧水龙头”。对此，治本之策在于寻找作为流动性过剩之基础的储蓄过多的原因，并据此采取应对之策；就治标而论，就是在储蓄率过高的局面未能根本改变之前，通过改革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隔断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的直接对应联系，弱化流动性过剩的风险。

　　流动性过剩的内部根源：政府部门储蓄推动了高储蓄率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储蓄率高启并呈不断上升之势，这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我们曾经从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角度解释过这一现象。中国储蓄率高企，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且具有合理性的经济现象，因此，简单依靠政府各项政策对之进行调整，其效果是有限的。这一研究仍然有意义。但是，由于定位在总储蓄的宏观水平上，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国民经济中，究竟是哪个部门在进行储蓄以及储蓄的动机是什么。因而，依据它还较难提出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分析将弥补这一缺陷。

　　利用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我们可以分解出我国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变化（见图1）。由图可见，1992～2003年，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而居民储蓄率则是相对下降的。由于目前还得不到2004年以来资金流量的全部数据，我们不能确切地判断国民储蓄的这部门结构特点在此期间是否延续。然而，鉴于近年来居民存款增长率渐趋下降、政府部门存款增长率迅速上升、而企业存款增长率稳步增长的态势（见图2），鉴于各部门存款增长率同其储蓄率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可以有较大把握地推断：我国储蓄率的上述部门结构依然保持着。

　　通过对资金流量表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产生上述趋势的原因。具体而言：

　　第一，居民部门储蓄率呈长期稳步下降趋势。1992年，居民储蓄率约为22.6%，到2003年则降到了18.1%。从统计数据上说，居民部门的储蓄率等于两个因素的乘积：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居民部门的储蓄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其中，前一因素反映了居民部门的储蓄/消费决策，后一因素则反映了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储蓄率的下降，既归因于其储蓄倾向下降，也归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

　　从影响程度来看，后者构成其主要原因。居民储蓄倾向下降，反映出国家持续推行的增加国内消费的基本战略已经在居民部门取得明显效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持续下降，主要由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比重的双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主要在于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而居民财产收入的减少，则反映了居民投资领域狭窄和投资收益因流动性过剩而下降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从部门间的联系来考察，居民部门财产收入的下降和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表明居民收入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被转移为企业部门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了。

　　第二，企业部门储蓄率总体是上升的。相对于初次分配的结果来看，经过各类税收和缴费调整之后的企业再分配收入总体上低于其初次分配的水平。但无论是初次分配占比还是经再分配调整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都在稳定中呈微升之势。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企业部门的储蓄率是相对较高的。由于企业部门的储蓄是其扣除各种成本支出和税费支出后的保留收入，企业部门的高储蓄率反映了该部门利润率较高的事实。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高利润率似乎并非源于来自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

同居民部门贡献的廉价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提供的廉价资本密切相关。

　　我们注意到：相对于国民可支配收入而言，从1992年至2003年，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同时，企业部门支付的各种税费还在不断上升。既然收入没有变化，其支出的主要方面（税费）却在不断增加。因此，企业利润的增加就只能来自于其支付的劳动报酬和利息费用的减少。这种情况，首先与居民得自劳动报酬的相对下降互为表里，其次与上个世纪末期以来我国资金成本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的事实相互映证。

　　第三，政府部门的储蓄率经过了上个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自本世纪初就开始迅速增长。2003年，政府部门的储蓄率比2000年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而同期国民储蓄率却只上升了不到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0～2003年，我国增加的国民储蓄中有近75%来自于政府部门。就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而论，无论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阶段，该比例都是上升的。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针对生产和流通活动征收的税费收入（即统计上的“生产税”）的增加（结合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变化可知，生产税的增加最终还是来自于居民部门提供的廉价资本和廉价劳动力）；其二，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中针对企业和居民征收的所得税的增加。同时，在所得税增加的同时，政府的福利支出却出现了相对下降，从而使得政府部门成为唯一的再分配收入高于其初次分配收入的部门。

　　这反映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的“提高两个比重”的努力，已经取得了预期的积极成果：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政府收入已经连续数年以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速率在增长。但是，经过再分配调整之后的政府收入占比有了更快速度的上升，说明政府似乎并没有在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至于政府储蓄倾向的不断提高，无论归因于其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还是归因于其资本转移水平的提高，都说明：近年来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强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资金流量表和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数据已经反映出政府部门高储蓄率的事实，但受制于统计方法、范围和资料的可得性，我们可能遗漏了一部分政府部门的储蓄。一是一些政府收入没有被统计进来，如土地出让金，因而导致对政府储蓄的低估；二是一些实际上属于政府部门的储蓄被算在其他部门的账目之下，如政府存款被以企业的名义存放在了银行等。它们在政府统计中难以得到体现。

　　三点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结论告诉我们，如果说当前及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长期战略任务之一是降低储蓄率和提高国内消费率，那么，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就应放在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显然应当成为我国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着力点。首先需要做到的是督促企业增加劳动报酬的支付，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之。其次需要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再次是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借以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

　　第二，财政政策应当在今后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财政部门应加速向公共财政转型。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减税增支”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安排财政政策的基础之一。就减税而论，降低生产税的税率和降低所得税税率，应属题中应有之义。就增支而言，应当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以期同时实现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门消费的目标，为提高国内消费率做出积极贡献。

　　第三，对于企业部门而言，重要的是要加快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不断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在此条件下，企业应逐步提高其对劳动者支付报酬的水平，减少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以应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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