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对外投资缓解国际收支失衡

　　国际收支是国家整个对外经济活动的结果。在贸易领域，伴随着国际产业转移，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成熟技术传统产业的主要基地。近年来，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在55%左右。加工贸易项下，我国大量进口中间原器件，附加劳动力、能源、资源等价值后，最终产品返销国际市场，这种贸易形式必然带来贸易顺差。去年前10个月，我国加工贸易顺差1482亿美元，而全年贸易顺差仅1774.7亿美元。在资本领域，我国政治稳定、国内市场规模庞大且发展迅速、外资在境内享有大量政策优惠、劳动力及相关要素成本低廉，对国际直接投资资本有持久的吸引力。去年直接投资流入694.7亿美元。与此同时，虽然我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多年，但企业境外投资规模有限，去年1－9月累计140.6亿美元。预计全年直接投资项下的净顺差在500亿美元左右。

　　减少出口、限制直接投资流入

　　很难成为政策基调

　　在贸易领域，国家已经采取一些措施进行调整。比如，重新确定

出口退税水平及范围、调整进出口关税水平等。改变贸易收支状况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是调整

人民币汇率，但是只有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情况下，汇率升值才有助于贸易平衡的恢复。同时，国家已经明确不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一次性调整，汇率变动越来越由市场主导。

　　总的来看，限制出口不应成为恢复经常项目平衡的主要手段。无论是从拉动经济增长，还是从加快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目前都离开出口的拉动。从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可能导致我国经济陷入多恩布什资产泡沫化陷阱，提前结束经济高增长的繁荣期。

　　在直接投资领域，“

十一五”期间，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基本趋势依然存在，我国吸引外资的基本因素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我国外资政策变动，只可能是向着内外资平等待遇的微调，比如，抓紧实施两税合一、严格限制外商恶意并购等。从主观上说，从中央层面涉及外资的市场准入、税收优惠政策，到地方层面的招商引资、政绩激励，吸引外资已经成为一种机制。这些机制性的内容是经过十几年实践摸索形成的，转向谈何容易。从客观上看，我国还不具备调整政策基调的条件。核心因素是就业。任何到过东南沿海那些外企的人都不难发现，除了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很难找到其他出路在短时期内消化如此规模的劳动力大军。从周边看，越南等周边国家无一不是继续出台各项吸引外资政策。如果我们的外资政策有大的调整，不仅每年流入外资金额会有所下降，部分存量外资也可能从我国转移到周边国家。我国沿海与内地的巨大差距，因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外资激励政策，将更多外资吸引到内地。

　　此外，通过增加进口恢复贸易平衡的空间不大。增加进口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恢复，但是，不能为了进口而进口。我国进口的大宗能源资源类商品具有价格刚性，对鼓励进口政策并不敏感。随着关税总体水平逐年下降、涉证管理进一步放松，国内进口的都进了，集中采购的余地不大。在国内急需的一些先进技术及关键设备进口方面，国外对我国的出口限制短期内也很难取消。

　　增加境外投资可望成为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渠道

　　一是扩大政府各类对外贷款规模，通过政府渠道将资本输出。需要通过这一渠道从我国获得资金的，主要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政府。这些国家的主权债信用评级较低，多数国家缺乏偿还手段。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债权，经常不了了之。近年来，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非洲开创了政府贷款的“安哥拉模式”、“苏丹模式”，即通过政府间协议，在我国银行设立专门账户掌握对方国家向我资源性产品出口收入的现金流，以控制还款风险。该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考虑逐步扩大规模。

　　二是扩大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屡屡受挫，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企业缺乏国际运作经验；另一方面也与一些国家对我国海外并购设立人为障碍有很大关系。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时机尚未成熟，在发展中国家活动的余地较大。这就意味着企业“走出去”必然面临较大的政治、政策风险。政府可通过早期无偿援助项目带动、组建基金及一揽子项目、设立开发区等形式，降低这一风险。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除考虑为企业购汇提供便利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为企业提供外汇融资便利，使得企业有条件通过外币资产和负债的匹配，以回避人民币升值的损失。

　　三类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具有潜力。一是国有能源、资源企业，这些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国内资源供应，通过掌握上游资源，从相关原料价格上升过程中获益；二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主要包括纺织、成衣、家电等，这些企业走出去是为了接近市场，缓和对外贸易摩擦；三是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包括通讯、IT等，这类企业走出去是参与全球竞争，通过全球市场分摊研发成本。应通过多种方式，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在金融层面上对这些企业的海外投资予以支持。

　　对美贸易高额顺差、对发展中

　　国家大量投资的格局无法维系

　　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东亚周边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为贸易逆差。但是，我国对美国为巨额贸易顺差，同时，我国不仅没有对美国大量直接投资，反而从美国吸收相当规模的直接投资。从中美双边角度看，我国是通过外汇储备这一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调整项对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的投资，来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这种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低收益、低风险、高流动性的美国国债，与高收益、高风险、低流动性的直接投资，两类金融产品之间的互换。虽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追求双边国际收支的对应平衡，但是，像中美间这样规模、这么持久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不平衡，必然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我国外汇储备回流美国，越来越成为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大局潜在重要因素。如果我国将外汇储备中的大量美元资产转成其他币种或实物资产，必然导致市场恐慌。一旦美元出现大的波动，全球经济所谓“刀锋上的平衡”很可能被打破。

　　此外传统资本输出国显然排斥后来者的进入。个别国际金融组织对我国在非洲不附加条件予以贷款的指责，充分暴露了他们在我国资本输出问题上的态度。

　　部分国际收支用人民币结算

　　有助于回避矛盾

　　从我国的情况看，周边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的国际收支用人民币结算，对我国美元口径的国际收支影响是积极的。比如，近年来，我们从港澳台地区、日本、韩国、维尔京（多为东亚资金）吸收数百亿美元直接投资，同时，对上述国家和地区基本保持贸易逆差。如果以上账户都采取人民币结算往来，每年我国美元流入将减少数百亿美元。

　　去年以来，美元对欧元、英镑等主要货币均出现相当幅度的贬值，引起市场的担心。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欧元等货币仍无法撼动美元的国际地位。人民币更不可能对美元的地位造成冲击。因为从理论上讲，只有我国与美国一样，出现长期大规模逆差，各国才能够大量持有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只有其他国家愿意长期为中国的贸易赤字融资，人民币才可能达到美元的国际化水平，人民币才可能最终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而这些都与我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逐步成为净资本输出国的趋势相违背。近期，俄罗斯、伊朗等许多经济体都采取了一些非美元化的措施。但无论美元汇率、利率走势如何，我国仍可能要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用于人民币信用的背书。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元国际地位的稳定。

　　内地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

　　金融债对国际收支影响不大

　　我周边发展中国家以及港澳都有大量人民币流通，现有双边清算渠道无法解决周边对我贸易顺差地区积存人民币问题。近期，内地允许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金融债，并通过正常清算渠道将人民币资金回流国内。此作法的短期影响仅限于回收人民币在香港的流动性，一是因为香港积存的人民币规模有限；二是因为在香港发债的规模完全由内地控制。如果未来内地希望人民币逐步走向区域化，并且希望香港在此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则既要考虑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的资本市场，又要考虑通过各种渠道向香港释放人民币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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