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制度岂能靠“感动”维持？

　　水井坊社区的李警官一大早就到小区来了：前一天刚刚贴出的“低保公示名单”和“为小区低保老人献爱心倡议”有了反响，不少住在社区的机关干部纷纷表示要捐款捐物，性急的人已经把捐赠的棉被和钱交到小区物管办公室……

　　而小区的退休干部黎大姐早上的安排和李警官方向相反，她去了银行：她对困难学生的生活资助，已经8年了，前两个受助同学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她是去给现在资助的学生存每月200元的生活费……

　　和小区里的这两位很平凡，甚至芨芨草般无名的“小人物”相比，正在媒体上被高调宣传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热闹得多。毕竟前几年的评选，让很多人被那些自强不息的真实故事，感动过。不过，已经评选了5年以后，“感动”这个词的分量已经明显带有几分“审美疲劳”，在前几届当选者后来的命运映照下，在人们在感动之后对社会责任的思考中，其影响力正在下降——

　　2004年“感动中国”的当选者徐本禹的事迹在社会上传开后，一位叫李华芬的女孩给远在贵州的徐老师教学的学校捐了钱。2006年，当学生们知道李华芬患了白血病，便一角、一元的“为李姐姐捐看病的钱”。看到不久前电视屏幕上徐本禹动情地说着孩子们的故事，我却怎么也舒心不起来：靠着社会的感动，靠着生活在基本生活水平线的人们互相用感动搭建起一种“支撑”，我们追求的

　　2005年“感动中国”的当选者丛飞的故事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蓝本。有人说丛飞为了一个个人无法完成的“承诺”奉献了钱财，甚至奉献了生命，但用生命让整个中国为之感动的助学行为，却没有感动他捐助过的学生：在丛飞病重的时候，受他捐助的学生，有的就在深圳，有的已经工作，却无一个到他的病床前问候一声。记者找到其中的受助者，却得到这样回答，“这样暴露我，让我很没面子”。也许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这些学生“忘恩负义”，如果细心，人们应该在感动的后面读出一些被称作“尊严”的东西，但如果没有社会公平，成就民意尊严只是一句空话。

　　临近传统新年，传统的中国人“讨要公平”的报道，近来时时见诸媒体，而在这种对生存尊严的维护，我们更常见到的是对突发事件本身的关注，这种“讨要公平”常常集中在民工讨要工钱、低保户解决生病以后的医疗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难、贫困山区的高考生无法缴纳高昂的学费……没有被关注的是这些现象后面，还会引发什么样的提问：为什么有这么多需要救助的对象？社会应该提供怎样的制度保障？社会财政支出向困难群体倾斜我们做到多少？如果只能靠感动来维持社会公平，我们需要多少个徐本禹、丛飞？

　　春节火车票今年不涨价，已经无所怀疑了。政府在算铁路部门可能要减少多少收入的同时，还有一笔帐，不知算过没有：在年年春运票价几乎是“抢劫”一样的上涨中，压力全部转嫁到社会低收入人群的同时，数以亿计的返乡民工为何没有感动铁路部门?事实却是，铁老大这样的垄断企业数进去多少票子，就已经丢掉了多少“民心”。

　　2007年，一些地方的民工学校终于办不下去了，也已经无所怀疑了。上海有这样的事，北京也有这样的事。本应该大力推动此项工作的教育管理部门，没有被民间资本参与基础教育的探索行为感动，“叫停”这些学校的理由很“荒诞”：办学主体（民营或个人）不符合规定。你看，一方面要大力推动城乡一体，鼓励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又限制基础教育这样的产业解除垄断向社会敞开，民工子女在城里就在一种两难里尴尬的上演新版的“我要上学”。没有在工钱上享受到“市民待遇”——需要讨要；没有在子女入学上享受到“市民待遇”——需要多交钱；没有在看病上享受到“市民待遇”——需要补贴，你说，靠一些市民的感动，让那些进城的农民工在这里“坚持”多久？

　　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制度和政策，每一天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让更多的百姓享受到了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在“考验”政府的执政智慧。

　　只有“感动”，远远不够。□华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