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后过渡期我国经济面临新挑战

　　从2001年12月11日到200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正好五年。在五年前，对中国加入WTO的利弊影响有过一个小的争论，即开放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冲击究竟是前五年更大呢还是五年后。从过去的五年实践看，中国加入WTO是净受益者。这五年既是中国宏观经济最平稳高速增长的时期，也是开放和发展步伐最快的时期。那么五年后呢？一些外部更大冲击与内部深层次矛盾的汇合，会使我们陷入新的困境吗。

　　体制等无形冲击要大于贸易和投资开放带来的有形冲击。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中国严格履行承诺、进一步完善法治，建立和健全正式制度规则和潜规则体系的难度远远大于预期。也就是中国受到制度、规则、执行和协调能力等软环境方面的冲击和考验，要大于有形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对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力。

　　为此，这将考验和挑战我们的应对能力：对外参与国际新秩序和新规则的谈判能力；对外参与双边和区域一体化规则制定的决策力，包括软实力；对内建立各部门及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间协调与合作的能力；建立有全球视野、大国责任和公平非歧视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建立内需为本、外需为辅、以我为主、差异竞争的内生型增长机制。

　　外资并购暴露出我管理的法律和政策体系的不完善。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跨国并购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流趋势，占比在3/4以上。但同期，绿地投资一直是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近年来，随着我国投资和商业环境的不断改善，跨国并购的案子逐步增多。尤其在外资开始并购金融、物流、研发、重要技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的情况下，中国研究制定符合国际通行规范，能够有效管理和保障本国战略性资源、成长空间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法律和政策体系的难度远远大于预期。

　　对此，研究制定符合国际通行规范，能够有效管理和保障本国战略性资源、成长空间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法律和政策体系。规范和加强外资并购的管理，应明确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与进一步开放市场和产业的合理的“度”和“界限”，扩大而不是缩小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当外储超万亿美元时，应当考虑运用新方式，如换股、相互投资等方式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新途径，在开放中构建共同利益和确保产业安全。

　　防范金融危机对经济和产业的损害。目前国际产业转移和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增大了

人民币汇率升值、外汇储备资产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结构改革的外部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现内外部经济均衡，防范金融危机对产业可能带来损害的难度远远大于预期。

　　对企业而言，下列变化将是对产业竞争力影响较大的基本因素：人民币汇率将更大幅度升值；进口和对外投资将更加自由化；鼓励和扶持性贸易激励机制将要发生改变；要素成本将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内外均衡尤其是外部均衡问题的复杂性大大增加。

　　从国外的教训看，货币大幅升值造成泡沫经济致使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不慎的金融开放次序带来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资源和要素价格过快上升形成成本驱动型通胀的内部冲击，这些变化会削弱我国的产业竞争力。

　　贸易摩擦背后有更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国际贸易摩擦压力。200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相当美国的3.6%，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产品主要是中低档品，如纺织服装、鞋、家具、玩具、彩电等，其技术含量和增值含量都远低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与美国发生贸易冲突的产品，如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即使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达30%，其中外资企业出口接近90%，国际工序分工地位也主要集中在中低档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品结构的提升，同时要避免日趋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技术壁垒限制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预期。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从性质上也不同日美，美日之间的贸易冲突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领域，而中美贸易摩擦还涉及到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心。

　　外资“独资化”趋势降低技术外溢效应。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出现了“独资化”趋势，加大其在华生产产品的内销比重，外资企业之间相互配套、系列引进、空间集聚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从而降低了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技术扩散和外溢效应，减少了本地企业为之配套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获取新技术来源、干中学和模仿创新的难度要大于预期。另一方面，外商来华投资更多是通过并购的方式消灭公开、潜在的竞争对手，这是资本而不是外资的性质使然。

　　对此，开放和强化竞争而不是增加管制或干预，规范而不是放纵垄断或不公平竞争行为，是提高市场竞争效率、加大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方面。

　　环境和资源压力有可能改变产业竞争力。在中国产业发展面对资源

能源、生态环境硬约束和“软”基础设施薄弱的条件下，对国际继续把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产业、产品和生产工序配置到中国的选择空间是很小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产业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成本持续上升而产业环境治理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预期。

　　为此，需要建立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产业新优势：目前环保因素已成为珠、长三角地区招商选资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把环境保护真正作为各地区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加绿色GDP，确保环境安全的自觉行动，还有相当距离。有利于环保、资源节约的市场化手段也急需要发展，如通过建立矿产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生物质等新能源的弹性补贴等市场调节手段，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之目的。加强环保和资源节约领域中的国际合作。

　　增强维护产业安全的能力建设。开放进程中的产业安全所涉及行业领域宽广，涉及到敏感领域开放、服务业准入、便利化、贸易与环境、能源、

知识产权等领域，潜在代价很难事前准确评估和预测。现有的经验、知识和人才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知识和经验严重不足；能力建设，尤其是风险点管理和预警体系建设严重不足；社会广泛参与程度严重不足，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

　　创建一个健康的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和社会保障体系。一个健康的社会心理是对未来充满自信，对建立在中华灿烂文化和我国和平发展长远利益基础之上的自信。

　　为了这个目的，需要尽最大努力去争取未来20年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获得长期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资源、货币金融、贸易投资、科学技术的支撑和保证。一个向上的社会文化是在开放进程中崇敬自主创新、创造和创意精神，而不是投机、引进依赖和拿来主义。为此，需要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既包括经济上的公平和福利保障，更包括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充分保障。

　　从国外的教训看，货币大幅升值造成泡沫经济致使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不慎的金融开放次序带来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资源和要素价格过快上升形成成本驱动型通胀的内部冲击，这些变化会削弱我国的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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