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经济发展措施需适当调整

　　虽然我国综合国力大大提高，面临的发展环境却更加复杂，一方面要突破日益紧缺的资源、能源约束，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及时化解国内就业压力和国际贸易摩擦。不少重要的“外向型经济”政策措施确实到了需要及时调整的时候了。

　　第一，调整利用外资政策。今日中国，资本已经不是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了。因此，原来以解决资金约束为主要目的的引进外资政策需要及时调整，要从过去看重数量的“引资”转向到强调质量的“选资”。从“引资”到“选资”不是要对外资关上大门，而是让外资与我国各地区存在的优势生产要素更加匹配，更符合国家发展的利益。经过多年的制度建设，我国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利用外资优惠政策，包括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融资政策、外汇管理政策等，在这些领域外资享有不同程度的“超国民待遇”。我们要全面审视已经形成的系列政策，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标准来衡量“存量制度”的科学性和针对性问题，制定出符合新形势、新条件下国家发展战略的新政策。

　　第二，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二十多年来，我国外贸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出口换汇”成绩单更是举世瞩目，尤其是近几年外汇储备增加迅猛。外汇储备激增主要是贸易顺差扩大和直接投资资本流入的结果，贸易顺差扩大是外贸激励政策与外贸生产能力扩张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对外贸易政策需要调整，特别是制定更具针对性的

　　第三，调整产业发展政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调整产业发展政策，推动产品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走向高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但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规模集约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不意味着要全面放弃来料加工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全国的视角看，我国目前已有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环境，具备同时发展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条件，不能因噎废食，否定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功效，因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将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必须两者并举，因地制宜选择产业发展的重点。东部地区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约束大一些，人力资本优势大一些，当然可以更多地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西部地区低技术人力资源优势突出，资本约束大，可以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其次，在保持、提升第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第三产业，也是产业政策重点之一。英美等发达国家占领第二产业中的高端产品市场，主导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在金融、信息处理、咨询、标准、设计、物流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占据绝对竞争优势。现有国际贸易统计体系无法准确反映发达国家在第三产业领域所取得的贸易顺差，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增进了发达国家的国民福利，却不同程度地背上“倾销”的骂名，受到种种打压。克服贸易摩擦，发展高端服务业势在必行。

　　对因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产生的贸易顺差扩大和外汇储备增长问题，我们认为要有以下基本认识：

　　长期性。我国外贸顺差扩大和外汇储备增长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这是由我国现有的资源禀赋决定的。规模巨大的工作人口在未来几十年里仍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重要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充沛，加上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道德品格，使得我们虽然也面临老龄化的威胁，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潜力蕴藏地区。不断成长的新增劳动力人口，将限制工资成本的增长速度；随着政府加大公共投入支持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劳动力培训，开发人力资源，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还会提高，能够保持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因此，未来20年内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制造业生产率优势仍然存在，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里还会是“世界工厂”，出口收入将继续扩大，外汇储备继续增长。当然，随着人均收入、资源能源约束、世界市场变化、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等因素变化，未来中国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会与过去有所不同，但中国仍然能够为世界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是明确的。

　　双向互利性。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实际上适合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素质较低的要素禀赋，即使是简单的来料加工或装配业务，也缓解了我国就业压力，为低素质工作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国民收入。对世界市场来说，我国廉价消费品大量出口，对进口国消费者具有节约开支、稳定消费水平、获取较佳消费效果等多方面的利益，从根本上说，符合进口国的利益。虽然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但其实更多地是以贸易为借口达到其他目的。因为，从产品结构上说，我国出口产品与发达国家优势产业呈互补性，都是满足发达国家基本生活品的东西，如果我们顺利完成产业升级，在装备制造业等高端产品领域能够与发达国家竞争，那时的贸易摩擦才真正开始。

　　风险性。贸易顺差和庞大外汇储备规模也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风险源之一。一方面它会引起贸易摩擦，另一方面问题是在目前的外汇管理政策下，顺差与外汇储备规模、基础货币投放密切相关，既给国内金融稳定性造成威胁，降减货币政策的效力，也面临外汇贬值造成外汇资产损失风险等。

　　任何政策、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为实现特殊实践目而制定的，在一定时间和环境里，能够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发挥制度的最大效力，这就是政策、制度效率最大化的“时间域”。我国部分外向型经济政策措施需要根据国内发展阶段水平、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调整，合乎制度变迁规律，是保持政策生命力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