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传统的现代演义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

　　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江湖的活跃，在暴露现实矛盾的同时，也说明政府还有许多工作不到位 资料图在国人的语汇中，许多名词没有确切定义，对它的理解往往是与特定场景、状态、甚至特定人物联系在一起想象出来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中的江湖便是。据说江湖的称谓最早是由庄子提出的，在《庄子·大宗师篇》中有“泉涸，鱼双与予处于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之名句。

　　其实，我们都知道，所谓“人在江湖”中的江湖，是借用江河湖泊那种汹涌澎湃的豪迈、坚毅隐忍的气度以及鱼龙皆可混杂的特点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代指一个极具联想性质的组织形式。由于受武侠小说的影响，一些人总把江湖与“侠骨柔情、义字当头、豪气云天”这些特质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江湖或许就是黑社会的代名词。无论怎样想象，江湖只能是一种具有局部共识性、且难以直接传递信息的符号。

　　虽然古龙先生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是，有经济利益纠葛的地方也会有江湖。本质上讲，江湖就是一种与现有体制尚未兼容的体制外组织形态，它与体制内的组织一样，存在着明确的等级制和行为法则。比如，武林盟主、帮主、教主、“大哥”便是他的权威中心，而江湖道义则是江湖中人理应恪守的基本准则。从形态上看，按追求目标的性质，至少可以划分为白色江湖、灰色江湖和黑色江湖三个基本类别。所谓黑色江湖特指以对抗现有体制为手段，以政治、经济诉求为基本目的的组织。所谓灰色江湖则是指利用现有体制的空隙，通过擦边球的手段“集结而成”的利益联盟体。与前两者不同，白色江湖最初没有或者至少在形式上没有政治、经济的诉求，它的目标在于维护现有体制的存续，通过自身特定的行为法则促使组织内成员去弥补现有体制内维护力量的不足，这类江湖形态往往与民族危难相联系。三类江湖形态并非完全静止的，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比如，水泊梁山在晁盖掌门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色江湖组织，到宋江掌门时，尽管在形式上仍然是黑色江湖组织，但在本质上却具有了白色江湖的意思。水泊梁山被招安之后，由于宋江个人已经成为体制内成员，因此，水泊梁山实质上已经转化成为白色江湖组织，并在随后代替朝廷征战大辽、征讨方腊。

　　有学者曾论证，中国江湖大规模的发生、发展是在明代，主要根据是明代人口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和大量流民的产生。我认为明代之说是可以成立的，但人口原因却不全面。这是因为，由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白莲教、明教等组织的产生正是顺应了当时人们对于民族独立的祈求。明教统一天下之后，其他江湖组织的余部却并没有完全消解，伴随着在人口规模的膨胀和流民的大规模出现，这些江湖组织还在不断壮大。因此，民族矛盾和经济矛盾的加剧是江湖在明代大规模产生的内因，而人口和流民规模的扩张则是外因。或许会有人疑惑，同样是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为什么在清代江湖规模没有进一步发展呢？事实上，清朝近300年的历史中，“反清复明”的江湖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行动，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当数“红花会”、“天地会”等。他们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发展壮大，关键原因是清政府实施了满汉一家、满人汉化的政策，在清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经济发展势头比较好，尤其税负非常低，清政府设立了军机处、上书房等机构，对于稳定政治大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些带有非法性质，并以政治或经济诉求的江湖组织基本走向消亡。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那种以赢利为目的的灰色江湖却悄然地来到了我们身边。例如，在政府腐败官员中形成的官官联盟、在腐败官员与投机商家之间形成的利益团伙等组织不断孳生。确切地讲，这些联盟、团伙并不具有实际的组织形态，而通过互相默许的潜规则来支配行为，这在客观上加大了制约和惩罚的难度。

　　此外，笔者还认为：当今时代并不具备形成白色江湖的外部条件，而在政府越位的社会中，白色江湖发展的内部动因也不足。当然，鉴于市场经济迅速冲击导致的信仰、伦理、道德危机，白色江湖也在酝酿中。比如这几年，网络化以不可阻挡的趋势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高科技手段，网络江湖开始渗入虚拟世界。前段时间，因为某些人的行为不端引起公愤，在网络世界中不断传出“网际追杀令”、“网际通缉令”，在这一过程中，帖子的发起者以及可靠信息的发布者俨然成了“盟主”。这种网络江湖其实就是白色江湖，它的产生在暴露出现实矛盾的同时，也说明政府还有许多工作是不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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