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从玖：在全球竞争的大棋局中定位上交所

　　本报独家专访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

　　张庭宾 方玉书 于婷婷

　　新一代交易系统支持多交易所、多市场、多时段、多币种、多订单类型、多交易机制，为上海证券市场未来5到10年的业务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跻身国际主流证券市场行列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新系统为国际主流市场奠定技术基础

　　《第一财经日报》：围绕上交所的核心竞争力，刚才你说到新一代交易系统，交易系统对交易所来说是核心资产，那么现在新的交易系统在国际上大概是什么水准？

　　朱从玖：交易系统是交易所提供市场服务最重要的载体，也是交易所参与竞争的武器。它不是简单的一般性工具，如果组织得好，这个武器可以把很多生意拉过来。因此，全球很多交易所都在发展技术系统。事实证明，谁的技术系统发展得好，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意和业务，就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的参与者。

　　然而，判断一个系统的好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标准很难衡量。全球的市场有很多类型的系统，这些系统各具特点，很难简单说孰优孰劣。关键看这个系统能否更好地提供产品，能否满足投资者对每种产品的需求，能否经受得住市场竞争的考验。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新交易系统有怎样的新特点？

　　朱从玖：我们现在做的新一代交易系统基础结构十分优秀。它以德国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核心版本作为基础，在上面做了非常大的改进，否则没法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从设计的功能看，这个新系统比老系统有了质的飞跃，它的上线将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为迎接金融市场全球化挑战打下了基础。

　　首先，新一代交易系统强大业务功能的逐步释放，将为我国证券市场未来5到10年的业务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经过国际上成熟证券市场检验的素材。通过配合新一代交易系统上线的技术改造，整个证券行业也将出现一轮明显的技术进步热潮。

　　其次，新一代交易系统上线，将会实质性地提高上交所的核心竞争力，在业务创新和内部业务流程上更具灵活性和高效率，在技术体系上更加集约化、整体化、模块化，上海证券市场的规模扩张也有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我们于2001年启动新一代交易系统的研究、设计工作，从2004年11月正式开始进入开发实施阶段，计划于2007年上半年正式上线。新一代交易系统的主要特点，可以用“新、多、高”三个字来概括。

　　所谓“新”，就是在系统中引入了崭新的、符合国际证券市场发展潮流的创新机制。首先是市场组织机制。我们针对信息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传统的席位所负载的财产属性、业务管理属性和技术属性进行了分解，引入了PBU(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的概念，使之成为账户指定、权限控制、风险管理和席位收费的载体，更好地支持了会员向集中交易方向发展。其次是交易接入机制。我们采用了兼容国际FIX标准的国家标准STEP作为交易接入的新标准，为未来业务的灵活拓展和国际化证券交易业务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所谓“多”，就是在系统中支持了大量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并不存在、但是作为国际主流证券市场应当具备的新的交易品种、交易机制、交易模式等。新一代交易系统支持多交易所、多市场、多时段、多币种、多订单类型、多交易机制，为上海证券市场未来5到10年的业务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跻身国际主流证券市场行列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所谓“高”，就是新一代交易系统的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可扩展性的技术架构。新一代交易系统支持20秒钟40万笔申报订单的峰值处理能力、日成交5000万笔订单的容量和8000万投资者账户的持股余额在线检查能力。新一代交易系统采用了基于机群结构的负载均衡灾备方式和加载广播抑制设施的全三层核心交易网络，可以更好地保障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新一代交易系统采用了架构层和应用层严格分离的体系架构和设计原则，新业务的增加灵活方便且风险得到严格的防范。

　　交易所曾对个别投资账户实施暂停交易，因为监控发现这个账户在买卖权证时涉嫌操纵价格

　　产品创新：大胆探索 小心论证

　　《第一财经日报》：交易系统为产品创新提供了条件，而在中国这个正在成熟中的市场上，搞创新有很多挑战，权证的创设一开始争议很大，但现在实践证明相当成功，你们有什么经验？

　　朱从玖：我们当时推出权证时，第二天就有报纸说必须马上关掉。如果以这个态度来搞创新的话，就什么事都不能干了。因为引入任何新东西都可能会遇到水土不服，都有个适应过程。这不仅仅取决于交易所，还取决于整个市场能不能正确认识这个新产品，到底它是怎么回事、该怎么用，做投资是投资的用途，做投机是投机的用途。

　　由于现有权证是股改权证，不同于备兑权证，没有境外权证的持续发售机制，加上国内市场环境基础较差，在权证推出之前，我们就非常担心市场会过度炒作。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在去年武钢股改的时候推出了创设机制。

　　创设机制是按照权证的定价原理来设计的。它实际是帮助权证定价的。打个比方，创设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权证和其基础产品之间牵一根线，建立这条线，就是建立权证和正股之间应有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权证定价回归理性。权证就像风筝，创设是根线，基础产品是手，捏着它。风筝的线不能断掉，否则，断线的风筝飞到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可能飞到天上，也可能栽到河里。

　　同时，考虑到市场各方对风险的担心，我们要求权证创设要提供百分之百的保证。即如果要创设一个权证，到期日那天，无论它价格如何变化，行权当天必须要有相应的股票或资金在此担保，以确保能正常行权。

　　从现实情况看，确实有券商因权证创设挣了钱。事实上，券商创设权证的成本很高，百分之百的股票或钱在担保期间不能挪作别用，除非把权证买回来加以注销。这些条件是很严格的，成本也是很高的。因创设而挣了钱，是在告诉我们权证和其基础产品是关联的。

　　《第一财经日报》：在权证运行过程中，交易所给了很多风险揭示和警告，比股票多得多，为什么？

　　朱从玖：首先，我们事先反复向投资者强调权证风险较大，每位投资者在买卖权证之前，都必须先签署权证风险揭示书之后，才可进行买卖。目的就是让投资者充分认识到其中的风险，这样即使日后有亏损，也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随后，我们还采取专门措施加强对权证交易的监控，并进行过多次风险揭示和警告。例如，交易所曾对个别投资账户实施暂停交易，因为监控发现这个账户在买卖权证时涉嫌操纵价格。交易所还对不规范的营业部暂停权证交易，促其整改。

　　上市公司内部的问题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要有激励机制；二是要严厉惩处违规

　　从各国实际情况看，中小投资者都是比较容易受到伤害的。可采用几种方式来改变中小投资者这一状况：一是鼓励他们投资基金；二是加强学习；三是制度保护

　　股市各方各司其责 公平游戏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交易所来说，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另一个基础，这有很多方法，比如强化信息披露监管，上交所还曾提出过上市公司治理指数的想法，在这些方面上交所接下来准备重点做哪些工作？

　　朱从玖：上市公司质量问题关键在上市公司内部。外部所有的努力，包括监管部门、交易所、中介机构等，都有赖于上市公司内部的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强化信息披露、推公司治理指数等都是外部的，这些措施只能发挥制约上市公司的作用，旨在希望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使投资者能更清楚地认识上市公司的状况，从而引导投资者的选择和市场资源的配置。当前市场关注外部的较多，关注内部的较少，上市公司内部的改善和改革力度还不够。

　　上市公司内部的问题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要有激励机制。公司管理人员的收入一定要与公司发展业绩结合起来，这样管理人员才会有真正的动力；二是要严厉惩处违规。对那些造假、违规挪用或滥用募集资金而导致损失的违规行为，一定要严厉惩处，不能手软。

　　上交所一直把公司治理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一直在努力持续推动，因为做一、两年根本就不管用，必须要年年做、持续做，一直到获得市场各方的共识，大家一起来推动，那时就可能收到大的成效。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参与者的平等权利，所有参与者都应该有平等权利，比如说国资委、券商、基金、QFII、中小投资者等，现在这方面对我们来说还是个挑战，中国有两个群体比较特别，一是国资委，你也曾经提过，如何将国资管理引入机构投资者。而另一个是散户，散户单个力量特别弱，但是他们总体上是这个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时他们对市场的长期投资是市场公信力的重要体现。在美国有集体诉讼、辩方举证等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上交所会采取哪些措施保证平等的参与权？

　　朱从玖：所谓平等参与，就是投资者一律平等，大家都要有公平待遇，这是市场最基本的原则之一。这也是交易所的责任之一。但是有些事情，交易所实际上是辅助性的。上交所在此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有过不少成果，有些已体现在《公司法》和《证券法》的修改之中了。这次在两法的修改中做了很多调整，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深远的。如何有效落实，是个逐步的过程。

　　从各国实际情况看，中小投资者都是比较容易受到伤害的。他们的劣势一是在信息获取上，散户知道信息一般会比机构晚，比内部人更晚；二是在信息辨别上，散户知道信息之后，辨别、分析信息的能力一般比机构差；另外，散户的资金实力也较弱。

　　可采用几种方式来改变中小投资者这一状况：一是鼓励他们投资基金；二是加强学习。加强投资者教育，要让其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产品，别什么都不知道就参与；三是制度保护。我国已经建立了投资者保护基金，目的就是要保护中小投资者。在法制建设方面，比如集体诉讼、辩方举证等制度，其建立还需要时间。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越来越多的散户投资者将钱交给了基金，我们还是有点担心基金的情况。国内的基金管理公司大都还是国有经营的，如果出了道德风险导致的后果，难以给他对应的惩罚，而西方基金管理者是有可能赔得倾家荡产的。这里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你刚才讲到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你怎么看？

　　朱从玖：我的看法与你不一样。我认为，从整体上判断，基金业相对可能是比较健康的。它的整个模式是相对健全的。它的资产如何管理、管理费用提取、资产托管和监督管理等都是十分透明的，从这个角度说，基金业相对可能是较安全的，关键是一些隐患要防住。其实西方基金公司也一样，有多种形式，有些是无限责任的，但绝大多数包括对冲基金在内都是有限责任的，发生问题并不会倾家荡产，取决于基金订立的协议和章程到底如何。

　　对我国基金业应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金的持有者。实际上，基金的持有者最终承担基金管理的结果，持有者是不是有足够的辨别能力去辨别基金公司。监管部门要在这方面下工夫，就是让基金公司的业绩更透明、更有可比性，对基金人员的诚信度要求也要很高。

　　第二，投资者教育。这是监管部门、交易所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证券行业全系统的事情，包括中介机构、媒体、基金公司等，大家要共同来做这件事情。我国这么多人，要让一个普通老百姓知道基金是何物，肯定是要想办法的，多样化教育十分重要。

　　第三，坚决防止利益输送。监管部门在此方面的力度已很大。绝不能够把基金的财产通过一些不正当交易转移给其他利益相关者。

　　最后，激励机制。基金公司也要有激励机制。要让基金公司的高管人员有荣誉感，使其利益与基金的发展捆到一块。缺乏激励机制，长期来看，公司可能就做不好，这样对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也不利。

　　《第一财经日报》：股指期货近期可能要推出，这涉及到跨交易所的协作，那么这里面怎么监管，关于这些

　　朱从玖：这个问题很重要。股指期货的正常运行确实需要期货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监管上的合作，做到这点不是特别容易，还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现在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不久，已经就此与上交所的监管人员进行接触和研究，以便能满足股指期货发展的需要。可以确定，将来这一合作将不断强化，并在股指期货的运行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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