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相龙说难背后的严峻现实

　　

□倪小林

　　持续了近一年的悬念，终于有了答案。被舆论界炒得沸沸扬扬，2006年6月就要推出的我国第一只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天津渤海产业投资基金12月30日宣告成立了。它给业界称为金融改革年的2006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像风险投资喜好创业故事一样，每一个产业投资基金似乎都有自己的故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也没有例外。整整一年时间，人们花在奔波协调上的精力，大过了筹备工作本身。由此引发了众多人的感叹：在中国金融创新真难！不少媒体以此为题为渤海基金叹息。

　　大凡熟悉资本市场的人，对于我国产业投资基金都不会陌生。早在1985年我国就成立了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公司），也是我国最早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1998年6月22日，中国

人民银行责令其停业关闭。中创试验失败给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带来更多不利因素。其后的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在十多年的探索中，损失惨重者多，迄今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出自己的路子。客观地说中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全，就像发改委人士曹文炼所言试验过于超前，除中创自身经营上的失误之外，当时我国还缺乏产业投资基金生存的基础。

　　回过头去看那一段历史，我们之所以要超前进行试点，目的是要盘活资金，给当时正在起步的

中国经济寻找一条新的融资道路，给中国的科技寻找“血液”。但是，我们还不熟悉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这就像我们很多年一直很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储蓄大国，似乎有很厚实的资金源泉，殊不知目前美国基金业管理的资产规模是商业银行存款的2.7倍，与我国银行业的资产结构完全相反。当证监会人士祁斌透露这个信息时，人们还不一定领略其更深刻的经济含义，这意味着我们的大量资金在睡大觉，而美国的大量资金在支持国家产业发展。换句话说，也许我们的大量资金通过间接融资的方式进入产业领域，美国的大量资金是通过直接融资进入本国和他国产业领域，其效果当然不言而喻了。我们想让公众切实分享经济高速发展成果，岂不成了一种奢望。

　　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具有直接融资条件的今天，人们还是感叹金融创新难。天津市长戴相龙就自叹，没想到办一个产业投资基金这么难，涉及的部门很多，需要协调的事情不少，很多事情都要他亲自出面斡旋。说实在的中国像戴相龙那样有过金融业工作经历和背景的官员不多，如果他都称建一个产业投资基金如此之难，金融创新还能够落到实处吗？最近，李扬谈到中国金融业中长期发展问题时说到一件事情，我们推出信贷资产

证券化(ABS)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这些很成熟的产品，也用了长达七年的时间，只因涉及部门多很长时间批不下来，现在批下来还是一个难以实施的东西。

　　何谓金融创新，既然是创新一般这些产品易产生在原有管理和监管模式的边缘地带。正因为这样，如今“等待”已快成为金融创新中的代名词了。等什么？从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组建过程和ABS和MBS的难产过程不难看出，等待那些部门利益和部门之见不再成为金融创新的阻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都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利益，说大很大，我们必须全身心认真对待，说小也很小，为了部门之见可以不作为。可是，我们能选择吗？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所到之处都力推金融创新，竭力呼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私募投资基金提供发展环境，寻找推出机制。我想她的急迫感是来自形势发展的压力。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再把成功倒退回奢望，主动失去发展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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