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转型经济制度幽灵

　　陈宇峰

　　对于世界上不同历史起点的国家发展来说，并不具有多大的经济绩效可比性，可我们总是乐此不疲地进行这样的比较。用美国的发达国家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愚昧的，因为蒙蔽的双眼让我们丧失了判断是非的真实能力；而用中国的发展眼光来对比美国的综合实力，则是危险的，因为这种雄心勃勃的“战略”眼光可能让我们走向虚无主义。这也是我对国内甚嚣尘上的“大国崛起”论调的最大担心。因此，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找到一个合意的参考国家，进行准确的发展评价，是眼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问题。很自然，具有相同历史起点和同等规模的俄罗斯和印度就进入到转型研究学者的视野中。

　　前段时间，本人一篇题为《伊万们在经济奇迹中焦虑不安》文章引发了相关讨论。期间，有的人表示赞成，有的人却持反对态度。反对者的质疑主要可归结为：作为中国人的我，究竟是否真正幸福？有多大的幸福？另外，伊万们的不幸福感我何从感知？又与我有何相干？有如此研究精力，还不如放在对中国现实的关注上……实际上，他们的这些质疑不无道理，正在过改革大关的中国人目前面临着悬殊贫富差距的重重困扰，官僚腐败时有发生、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悬殊以及不少白领的“过劳死”等等，都让我们开始怀疑中国转型改革的满意程度。

　　但是，这些都是转型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改革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经济学所强调的“帕累托最优”只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改革现实中的我们需要在转型中不断调整和修改，力图寻找解决的次优发展路径。不管目前的实际效果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反腐败行动正在进行，贫富差距正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过程，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制度也正在思考和发展之中。因此，对于本人来说，还是满意于中国目前的改革发展现状。尽管中国还有很多的现实问题亟需解决，但至少相对于俄罗斯糟糕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水平而言，我对中国的生活水平满意得多了。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简要回答，但实际上这还不是我所要强调的重点所在。

　　对于第二个问题，俄罗斯人的不满意感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只是我的一个理论猜想而已。我力图解释为什么俄罗斯人已恢复前苏联人均GDP5300美元的帝国鼎盛水平，但是，却没有中国人均1700美元的满意程度。更让我惊讶的是，中国在人均17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敢言大国崛起，而俄罗斯在5300美元的经济实力中仍然对美国、北约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似乎有所妥协。但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同样是GDP的对比衡量，为何却有了相反的国家发展趋向呢？

　　《伊万们在经济奇迹中焦虑不安》一文，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结构、政治体制以及寡头掏空等角度，来解释中、俄转型发展过程中产生GDP与满意度不匹配的现象。不过，我也可以列出一些最新的调查数据：根据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一项统计表明，目前在俄罗斯，中产阶层人口所占的比例大约为30％至40％，自我感觉属于中产阶层的人甚至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但是，只有3％的人对自己的境遇感到满意，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非常糟糕的人占到了59％。

　　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中下阶层，自然是怨声载道。剩下的也就是那些俄罗斯的上层寡头和资本权贵。或许他们为自己的巨大财富水平感到非常满意，他们掌握着俄罗斯80％－90％的财富水平。如此财富，安能不满？但实际上，这些寡头、权贵对俄罗斯的转型改革也并不是特别满意：他们一方面正在享受着改革所带来的饕餮大餐，但另一方面却害怕有朝一日这种政治特权的丧失。这种不满意感会导致他们对未来的风险比较担忧，从而加大了对俄罗斯社会的进一步掠夺活动，而不是加大法治等基础制度以及生产性活动的投资，这也使得俄罗斯经济似乎陷入无止境的恐慌之中。这也正是诺斯、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大师重新审视俄罗斯之后最为担忧的社会发展模式。尽管依靠石油等

　　难怪有人叹息：帝国没落，大国崛起。莫非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偶然吗？实际上，在这一真实的历史现实对比中，我们能看到的是制度幽灵的作怪。一个固步自封的掠夺性制度注定是要走向没落，甚至毁灭；而一个发展的开放性制度结构将不可避免走向强大的另一端，唯一需要担忧的是留给我们崛起的时间并不会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