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争论应该就事论事

　　马龙生

　　在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三届二次会议上，国家统战部部长刘延东针对近日各方关注的民营企业家“原罪”话题表示：中央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绝不改变，她主张不争论，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

　　作为统战人士，面对众多民营企业家，说些宽心话不难理解。但是“不争论，用历史和实践说话”在百姓听来，却绝不应该仅仅是一句表面意义的宽心话。尤其是为什么要“不争论”，应该有个进一步阐释。笔者以为，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不争论，用历史和实践说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历史和实践，都应该是建立在法律意义上。

　　我以为，对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原罪，确实应该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分析。但是现在有一种否认原罪的说法很令人费解：民营企业家在挖掘“第一桶金”时，法律并不完备，追诉民企“发家秘史”缺乏法律依据。而事实上，民营企业家那些被人们广为议论的原罪，很多都涉及不到新法、新规，建国时就已建立的老法规足可覆盖。比如行贿，比如偷税漏税。举个例子说，某家电商业大亨当初是靠走私“水货”发家的，这是一个几乎公开的秘密。而众所周知，我国的对走私、贩私的法律什么时候“不完备”过？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认为，部分人在原始积累阶段确实存在违法行为，但这是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问题，必须考虑到那时的社会现实。那么人们必须要问，历史阶段再“特定”，总还没到社会秩序特别混乱的地步吧？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行贿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就都是违法的，即使当时没有受到追究，事后也应该有追溯权。按照原罪发生时的法律背景，依法保留追诉权力，这才是针对性更强的“用历史说话”。

　　再说“实践”观。我以为，承认民营企业家存在原罪，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而对具体民营企业家个人来说，则不能搞概念推定，捕风捉影，更不应该以“运动式”的做法，刮出一场追究风暴。对历史旧罪，只要有线索，公诉机关都应该一概追究，而且一追到底，不受其它因素的制约和干扰。执法机关在不能消极的同时，也不能戴着有色眼镜，以“找碴儿”的心理搞有罪推定。

　　而对于“不争论”之说，我觉得也应该是有前提的。其中最大的前提，就是应该把争论建立在就事论事的基点上，不能将“原罪”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以群体化、绝对化心态来肯定或否定。民营企业家人人有“原罪”的说法固不可取，但是类似“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认改革开放”的观点，同样是一种“泛政治化”。这种观点，毫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