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基本良知的可怕

　　

□张晓晖

　　想想现在的日子，真是越过越怪。就说买菜吧，买大白菜，一定要买带虫眼儿的，因为没打农药；买胡萝卜不能买很粗很规整很漂亮的，据说是含有甲醛，一定要买长得疙疙瘩瘩，糊着泥的；买猪肉不能买红色很鲜亮的，据说注了瘦肉精；买豆腐不能买雪白的，宁可去买冻豆腐，也是因为没放什么好玩意；最近，又多了一条经验，买咸鸭蛋，红心流油的不能买，可能放了苏丹红。有时候，感觉很滑稽，拿着钱出去就换了这么一堆歪瓜咧枣回来？这哪是审美？分明是审丑，哪个难看买哪个，跟选蘑菇差不多。

　　物理学开篇伊始，就要定一个参照系，根据这个参照系，去确定物体的运动和静止；数学上，就是一个坐标系，二维或三维的，这样用两个或三个数就能定出一个点的位置；人生的基础坐标就是“是非”，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个参照的标准。对于社会来说，其参照系就是基本良知，也就是起码的良心与道德规范。一旦基本良知缺失，就什么事都敢做，做起来冠冕堂皇，什么话都敢说，说起来大言不惭。

　　黄宏的小品里说，“发廊挺多，我没见过正经剃头的，

婚纱摄影挺多，我没见过正经照相的”。麻烦的是，这种不正经已经不再局限于发廊、婚纱摄影了。

　　某大学要开

高尔夫课，据校领导说是为了培养社会精英。须知拿公共财政和社会捐赠的大学，其职责首先是培养社会的基础人才，而不是社会精英。即便是培养精英，可谁知道究竟是成为精英之后才打高尔夫，还是因为高尔夫打得好才成了精英？袁隆平算社会精英吧，为什么不在大学里也搞一块水稻田？有些精英还要骑马、洗脚、按摩、逛歌厅、包二奶，莫不成在大学里先把这些课程都预习一下？本来是很站不住脚的道理，却从一位大学领导口中堂而皇之地说出来，很怪。

　　道理再清楚不过了，要上高尔夫课，慢慢地就会有高尔夫球场，领导平时就有了休闲去处，迎来送往也就有了规格。寻常学生想打高尔夫，只怕没门。记得上大学时，为踢球去抢足球场，常与外系外校打群架。足球场尚且如此，何况高尔夫球场？这么说吧，贾府修了高尔夫球场，据说是为了提高焦大们的综合素质，实际上是为了贾母、贾政、宝二爷有地方过一把贵族的瘾，林妹妹、宝姐姐也许有机会一试，但焦大、小红是绝对沾不上边儿的。

　　衡量大学的标准是什么？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楼都不甚重要，何况高尔夫球场？看看咱大学修的那么多豪华的大门，再比比哈佛、麻省那些世界名校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门，顿觉汗颜。大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难道说大学校长都不知道？

　　更滑稽的是，有些县乡政府把办公楼修成了白宫，有的在当地修了个小天安门，更让人哭笑不得。怎么，尊驾是要跟着打

伊拉克，还是也要过一把开国大典的瘾？无论是按照起码的道德规范，还是官场的潜规则，都不该办出这么蠢的事儿吧？

　　经常说不清楚，该信什么。按说，学术界最权威的是院士，是博导，社会上最权威的就是政府有关部门，但前段时间对院士的质疑、学术造假，也让人们对权威打了个问号。再看看乱七八糟的观点，“大气污染主要是自行车造成的”、“地铁员工家属免票是为了反恐”，搞笑得很。

　　再说说收费，只要一说调控，有些人劲头就来了，捋起袖子就收费，有没有依据无所谓，反正“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卡拉OK版权要收费了，很多人争论12元一间高不高。咱纳闷的是，这钱收了给谁？给作者？港台的罗大佑们，给人家寄去？雷振邦、王洛宾的，又怎么办？当年的苏联歌曲、俄罗斯小调、英美日东南亚的民歌，又如何处理？收钱的几位想好了么？没想好就急吼吼地收钱？这钱该您收么，就急着往外端盘子？

　　东汉末年很乱，从知识阶层到官员集团都很乱，也导致了后来的诸侯并起，天下纷争：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说的是官场黑暗，正直而有才干的人没有好下场，而善于逢迎的人却步步高升；

　　“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说的是只要有钱，不管有才无才，有德无德，都能够混入知识分子阶层，买个秀才孝廉的学位，大概和现在花钱买学位差不多；

　　“烂羊肺，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说的是有钱就能买官，弄得骑都尉、关内侯满坑满谷，官帽子海了去了。

　　基本良知的缺失，在于利益使然，说白了，都是钱闹的。当权力被利益集团豢养，学术被利益集团包养，其大言不惭，也就不足为怪了。基本良知的缺失，才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损失。须知，缺失久了的良知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回，那就真的什么都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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