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怕了”的样子(外一篇)

　　“穷怕了”的样子

　　“山珍海味离不得盐，东西南北离不得钱。”人生在世，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地方都需要花钱。《水浒》里便有“杨志卖刀”，可见“一文钱逼死英雄汉”的事情从古到今并不罕见，遑论饥寒交迫的黎民百姓。正因为几千年来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怎一个“穷”字了得，所以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深圳时深刻指出：“中国人穷了几千年，穷怕了！”“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

　　想一想“穷怕了”的样子，脑海中不觉就冒出了这样一些景象：鸡鸣狗盗、打家劫舍、抽肥补瘦、杀富济贫、巧取豪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短斤缺两、掺假使坏、假冒伪劣、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坑蒙拐骗、争权夺利、特许经营、行业垄断……一部《水浒》，就是一幅淋漓尽致的“穷怕了”的写意画卷。说不清道不明，是先因穷人不承认富人的产权致使富人不尊重穷人的人权，还是先因富人不尊重穷人的人权致使穷人不承认富人的产权。总之，几千年穷富情仇的因果链谁也无法挣断。就因为“穷怕了”，所以历史上的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恒心信用，没有过稳定预期，只有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只有争先恐后早作打算。但凡易子而食，乃至揭竿而起，这就穷到极端了！还有，穷怕了，就以钱为神，有钱能使鬼推磨；虽说是人人担心“有什么也别有病，没什么也别没钱”，却信奉以钱为药，有钱能治百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遂成天经地义；人生苦短，于是就梦想点石成金，一锄头挖个金娃娃……梦想不来这些，就梦想天下万物皆备于我矣，梦想大同，梦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再不行，就梦想小康、均贫富、赵公元帅、关圣大帝……但做来做去梦来梦去，都没有做到根儿上梦到源头：千年中国为什么穷？而且还“穷怕了”？一直到1978年底以来的近30年，中国人才算初步走出“穷怕了”的历史梦魇。这又是为什么？中国人今后还会不会再受穷或者一阔脸就变而走向反面？

　　“穷怕了”的种种贻害、遗患至今尚未根除，为明天见，我想，把“穷怕了”作为

　　“钱镜”两鉴

　　古训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附会到经济和经济学，则不妨以“钱”为镜。以钱为镜，可以知贫富；民之贫富安康、国之盛衰强弱，一多半都映印其中。钱币之厚重轻薄精良粗劣，整个一部“钱”史，就是一部

　　先说那五十多年前把国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的近例。

　　旧中国四大家族搜刮民脂民膏，纸钞可为一镜。1948～1949年间，国民政府风雨飘摇，通货如脱缰野马，“七七”抗战前可买一头水牛的钱，到1949年下半年时只能买一盒火柴。据传货币当局曾印制有面额达六亿元的纸钞（金元卷），因政局急转直下，国民政府退踞台湾，如此面额的纸钞才未及发行。诗人袁水拍有打油诗一首为证，诗曰：

　　走进茅房去拉屎，

　　忽然忘记带草纸；

　　袋里掏出百元钞，

　　擦擦屁股满合适。

　　想那1949年的中国，全国人口不过五亿（通行的说法是四万万五千万），当局却居然印制得出六亿元面额的钞票来，真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而更让人莫名惊诧的是，百元大钞居然买不到合用一次的手纸，倒不如搓之揉之以代用。这即使不算旷古奇闻，也可作“洛阳纸贵”的谐谑别解了———旧中国之民不聊生于此也可见一斑。

　　再来看那一千七八百年前的远例。

　　皆曰“汉唐盛世”，铜钱亦为一镜。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兴五铢，市面上铜钱即以五铢为准，沿用七百余年而不废；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行开元通宝，“钱”成为计量单位，“十钱一两”，至1916年“洪宪通宝”止，沿用近一千三百年。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的“孔方兄”面目之所以大同小异，主要原因就是五铢在流通的方便性上确实很合理。但汉末“董卓之乱”，“坏五铢，铸小钱”，强令小钱与大钱同值，却严重破坏了这种合理性，致使货币流通大乱。“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踞天府之国而扛“三足”之鼎的诸葛亮一生征战无数，在治国上究竟如何？透过蜀之货币，或可管中窥豹。三国时皆铸小钱，魏、吴的五铢明显缩水，轻去了两三成；而孔明治下的蜀汉铜钱（蜀五铢）之小，则更是惊人。史料和文物证明，一枚标准的汉五铢，至少要抵五枚乃至六七枚蜀汉铜钱。这意味着蜀国的货币贬值至少在百分之六七十，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虽然动乱年代蜀五铢之轻薄原因多多，比如贪腐、资材匮乏之类，但以“通货膨胀”方式筹措军费应是最主要的原因（诸葛亮的“能征善战”其实也可读作“穷兵黩武”）。

　　经济的一半是货币，一国的货币不行，则一国的经济起码有一半就不行了。

　　“轻如鸿毛，薄如草纸”的蜀汉铜钱，见证了“三足鼎立”之蜀这一足是何等之“瘦”之“细”之“弱”。是故，蜀之先亡也就不足为怪了。以诸葛亮之品德、修为、才干、韬略、智慧（这“智慧”尚值得再议），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似无人可及，但其治下的“国民经济”却如此不如人意，倘若换了他人，恐怕就更难说了。

　　两面“钱镜”两枚“明鉴”：

　　1、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崩溃，始于它的“经济基础”的腐朽；

　　2、伟人的人格与民众的富裕并无对应关系，“德治经济”不大可能引致民富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