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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亚当·斯密对当今中国的特殊意义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1日 00:00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纪念《国富论》发表230周年

  经济学开山大师亚当·斯密1790年7月与世长辞时,《泰晤士报》的讣告称他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商业头脑;今年10月30日的《泰晤士报》却盛赞“亚当·斯密的现代经济学之父地位不可动摇”。知耻而后勇———尽管这一“后”就是216年。而《泰晤士报》之所以前倨后恭,盖因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在前一天宣布,斯密的头像将于明年春天取代作曲名家爱德华·埃尔加荣登英格兰银行新发行的20英镑钞票,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苏格兰人。这位誓做“人民的行长”的英国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还说,“政界几乎到处都有人把斯密的观点当成自己的见解宣扬,可见亚当·斯密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趣的是,默文·金是名副其实的钻石王老五,而亚当·斯密也竟然终生未娶)近年来数次访问中国、呼吁中国加快金融开放、被认为最有希望角逐下届首相宝座的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甚至赞扬“斯密敢于维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以斯密同乡而自豪的布朗三月曾涉嫌“秘密贷款”丑闻,不知这位仁兄读到斯密“道德与正义是社会和市场的重要基础”时当作何感想)

  1723年6月5日,苏格兰法夫郡柯卡尔迪镇诞生了一位注定要影响全世界几百年的英杰,从来就不是英伦“一流”更非世界“一流”的格拉斯哥大学,为世界为后人培育了一位绝对堪称“超一流”的人才。终斯密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有两部,一是发表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一是发表于1776年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富论》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认为个人的“自利”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公益。两年后,斯密出任苏格兰皇家海关税务司长,身体力行其主张。此后,斯密的思想便成为英国工业发展力量的基石。

  《国富论》认为,“劳动”是一切国民财富的原因,国民财富的性质是“共享”。斯密第一次把科学调查的方法应用在“经济学”上,试图把经济学建立成一门“正式”的科学。《国富论》不仅代表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而且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230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斯密强调,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目的,“正确”使用经济学原则可同时使“君主”和人民增加财富:一、为人民带来丰厚的收入(或实物),或为人民获得丰厚的收入(或实物)创造条件;二、为国家或社会共同体带来足够的收入以创造公共品。

  《国富论》取代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主导地位,对英国的经济和经济学产生了根本影响。1786年,首相威廉·彼特曾把斯密的理论应用于与法国签订的条约和拟定财政预算。200年后,斯密的思想又受到“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推崇。

  涂上条纹的“骡子”不可能是“斑马”。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患上了严重的“英国病”———赤字剧增,价格飞涨,经济衰退,失业攀升,罢工频频。没有人会忘记凯恩斯的老家曾是自由经济打造出来的“典范帝国”,而如今,这个最先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却非常不幸地跌进了凯恩斯陷阱———滞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以致哈耶克、弗里德曼两位大师要异口同声疾呼:回到斯密去!历史就这样把撒切尔夫人推上了前台。于是,一场“民营化”的改革浪潮在英国掀起进而波及大半个世界。

  这或许是经济史上值得“定格”的一页:一天傍晚,撒切尔夫人邀哈耶克赴伦敦经济问题研究所会面。夫人离去后,所有人都聚集在心事重重的思想家身边,沉默良久的他,只轻轻吐出了三个字:“她真美!”

  不愧是大家。哈耶克没错。20世纪惟一一场以一名女性名字命名的政治、经济改革———“撒切尔革命”拉开了序幕。这场改革的核心就是国营企业、事业的“民营化”。几乎与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时,1984年11月,英国电信成为公用事业中的第一个“民营化”对象。随后,众多“自然垄断”的国有企业也都实行了“民营化”。诚然,撒切尔夫人会因“民营化”在政治、技术上的可行性而做出必要妥协,但其改革主旨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变更过。

  1990年,连任三届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挥别唐宁街10号,其时,“民营化”改革已大显成效,“英国病”基本治愈;英国经济成功实现了从政府主导、生产者主导到市场主导、消费者主导的转型———这也正是此后多年英国经济总体表现一直好于欧陆各国的根本原因。

  当然,斯密思想的影响所及,并不限于英国、西欧或“西方”,也不限于19、20世纪。一方面,自斯密提出自由的“市场社会”思想起,其与管制的“契约社会”思想之间的论争就从未止息过;另方面,随着西学东渐,《国富论》的效率、《情操论》的正义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去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参加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工商联界委员联组讨论会,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成绩和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并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还说《道德情操论》的主要精神是“全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能被全社会的成员共享,这个社会就是不稳定的。”人们后来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也引用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重读斯密260年前的“两论”,在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厘清效率与公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也许对中国具有某种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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