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化的企业责任与内在的企业伦理

　　毕舸

　　据媒体报道，为期两天的“2006建设和谐社会与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在深圳落幕。据悉，深圳将率先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在审议中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将建立深圳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框架，并拟设政府“企业社会责任奖”，以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当下公众感觉最稀缺的，就会在理想设计中越多提及，希望能够在未来得以实现。“企业责任”在国内越来越多的被关注，甚至达到了政府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奖”的程度，由此反观，目前国内真正能够履行“企业责任”的企业，其实并不多。

　　偷税漏税、欺诈消费者、三角债……这些负面新闻的频繁曝光，让中国企业的整体美誉度趋低。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的“原罪”，又让部分已经成长起来的大型企业，依旧怀有某种负罪感———柳传志承认联想早期曾经搞过走私、刘永好坦承希望集团也干过将“掺水”饲料卖给农民的事……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富豪为富不仁、依靠灰色手段暴富的经历被公开，更加深了民众对企业认知的隔阂。

　　我更愿意将深圳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奖”，看作一个标本，作为主角的中国企业，它们占有了如此庞大的物质资源，能够比常人更容易也更理应在社会事业中占据更大的话语权。民间希望看到更多企业借此表现出与他们巨额财富相称的“财富良心”；部分企业恐怕也希望通过这张间接“政府盖章”的“企业社会责任奖”，赢得更广泛的社会信任感，洗刷从前“中国企业只顾赚钱不担社会责任”的坏印象；政府呢，则通过类似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检验中国企业的发展与进程，观察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家这个勃兴的社会群体，是否已经从成长期逐渐过渡到了成熟期，是否开始主动分担推动社会积极走向的责任。

　　与以往的“XX慈善榜”不同，“企业社会责任奖”关注的是“行为”，是“做了什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一次次重大的、企业履行法律责任，以及向社会反馈良好行为的过程。“行为”虽然没有“人”那么显眼，但结果并没有隐形，它宣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共道德感召：注重最后的社会效果，而不是把闪光灯聚焦在某个企业家个人扮演的角色。

　　我这样感受“企业社会责任奖”的根本宗旨：在企业内部，关注员工的成长空间，保障其应得权益；在企业外部，积极回馈社会，参与公益事业，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向前发展，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人格化。

　　“企业社会责任奖”映照出一种现实：中国历来讲求的“偶像”是精英，是群体自身无法实现的缺失部分；其功能主要是精英对大众的示范。在中国企业这个理论上的精英群体尚未普遍觉醒时，只能通过打造“精英中的偶像”来唤醒其他企业。从边际传播效应来看，人总是愿意先从与自己条件相若的同伴或者生活圈子开始学起，因为偶像的“榜样意义”可以通过外在模仿的形式达致。““企业社会责任奖””将形成外化的“企业责任”，人们会很自然地比较上榜企业与落榜企业，迫使这些落榜企业在来年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这不是法律的强制，而是道德的强制，道德强制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伦理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维护，来调整群体行为。

　　因此，政府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奖”，只应体现在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启蒙的初级阶段。培育起内在的“企业伦理”，恐怕需要更多的条件———包括市场经济法治环境的完善、工人权益保障的强化、企业捐赠激励制度的改进，等等。那时，“企业社会责任奖”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