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和湍水头镇

　　

本报记者 马朝阳

　　北京去往太原的列车上。

　　联合国某基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坐在对面的茅于轼问道：“茅先生，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显然，他对于面前这位刚刚认识的老人了解不多。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他刚刚购买的一份全国性的大报头版，有一篇大文章中茅于轼占了相当多的篇幅，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探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和小额信贷，这个主题是那些天的报纸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些文章中几乎都会提到茅于轼的名字，提到他在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进行的小额信贷试验。

　　这一次，茅于轼要再一次去湍水头。

　　这距离他开始这个项目已经13年了，也是他第5次来到湍水头镇。

　　吕梁山区

　　早上7点，茅于轼出发前往临县。

　　坐一晚上火车到太原，再坐四五个小时汽车到临县，这是茅于轼每次的路线。临县所在的吕梁地区至今尚未通火车，所以需要从太原换乘汽车，经过区府所在地离石，再到达临县。

　　“这条路比以前好走多了。”茅于轼说。他平时话不多，他不善于和人寒暄。认真地问、认真地答、认真地听，必要的招呼过后，一直安静地呆着。

　　太原通往离石的高速公路去年贯通，所以这次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就顺利到达离石，而以前每次至少需要四个多小时。

　　但是从离石通往临县的路依旧不好走。典型的乡村公路，坑洼不平。吕梁是山西煤矿最为集中的地区，路上经常可以见到装得冒尖的运煤大货车，它们在坎坷不平的路上左挪右移，以躲开路上随处可见的大坑。其他车辆看见这些摇摇晃晃的大家伙都是小心翼翼谨慎通过。

　　司机小李以前在部队开过多年车，是个年轻的老司机。一路上他恪守着自己的职责，几乎一言不发。但随着路越来越难走，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最后他忍不住问：“茅先生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干什么？”

　　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是地道的吕梁山区，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绝大多数山上见不到绿色，目光所及一片荒凉。茅于轼在临县的小额信贷基金会，贷款范围是湍水头镇的三个村：湍水头村、龙水头村、小寨上村。

　　通往村里的路更危险，是典型的山区小道，一边是陡峭的高崖，一边是数百米的深谷，路面仅一个车身宽。不时能见到山上塌方的泥土把路挤得更窄了，车身不由自主地倾斜。走到危险地带，前面得有一人指挥，以防车轮差之毫厘。茅于轼下意识地抓住安全带，但他的脸色一直很平静。像他绝大多数时间一样，没有太多的喜怒和惊讶。

　　10年前第一次来这里，以后多次来这里，他走的都是同样的路。

　　1993年，茅于轼和夫人向希望工程捐献了200元。他们赞助的学生后来给茅于轼回了一封信，这个学生就是龙水头村的韩勤海，他在来信中提到了他的村庄，他们学校惟一的老师雒玉鳌。茅于轼自此开始了和雒玉鳌的交往。

　　在与雒玉鳌的通信中，茅于轼了解到这里的农村异常贫困。基于扶贫的想法，他给雒玉鳌寄了500元，给村民提供贷款。这就是小额信贷基金项目的第一步。

　　当年，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也提供了200元。后来茅于轼自己从各方借了钱，还有各界的捐款，包括林毅夫、张维迎、山西省当时的省长孙文盛等人都以个人名义为这个基金提供了资金。

　　茅于轼规定了贷款的主要用途是：看病、上学、生产，其中看病、上学贷款免息，用于生产的贷款需要付息。基金由雒玉鳌任负责人。他一直负责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基金共有140多万元，其中茅于轼自己的钱10万元，30万元是各界捐款，其余都是茅于轼“自己向亲戚朋友借的钱”。贷款范围也由龙水头村发展到三个村，每个村的基金会有一个三人工作组。这也是全国惟一一个个人小额信贷基金。2002年茅于轼创办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富平学校后，这个基金会就成了富平学校下属的项目。

　　走到龙水头村小学，孩子们正好课间休息。

　　已经赶来的雒玉鳌说：“茅老第一笔钱500元当时分给两家人用，一个得了青光眼的人需要做手术没钱，用了300元；另外200元给了一个因为难产急需住院的孕妇。现在，做青光眼手术的眼睛好好的，人也好好的。那个难产的孕妇也没事了。你看，那就是她的孩子曹晓龙。”他指着其中一个男孩，男孩跳绳正跳得满脸通红。

　　看着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们，一直不苟言笑的茅于轼，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退去。

　　13年

　　一进龙水头村李海玲的家，茅于轼就问女主人：“那个孩子的身体怎么样了？”

　　李海玲今年考上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全村人都很骄傲。去年她曾经得过一场重病，茅于轼问的就是这件事。

　　“现在挺好的。”李海玲的妈妈回答。

　　茅于轼又问：“她上学的时候你们向基金贷了多少钱？”

　　“4000元。”

　　“够吗？”

　　“够了够了。”李海玲的妈妈像这里大多数妇女一样，简单而质朴地回答着他的问题，没有太多别的话。

　　雒玉鳌说，茅于轼多年来一直赞助李海玲读书。这是基金项目之外的个人资助。

　　到了另一家，茅于轼顺手掀开了灶台上锅盖：“我看看你们吃什么。”

　　像他在北京演讲和哈佛大学访问时一样，茅于轼依旧穿着整齐的西装、一成不变的整洁的白衬衣，与吕梁山区格格不入，但他安静的神态、和气的声音、微笑的发问，与这个荒芜的小村形成了一种令人惊讶的自然与和谐。

　　“这是雒万银家，他们家5个孩子。他是小寨上村基金的负责人。”茅于轼指着山坡上的一排窑洞。

　　这是吕梁山区典型的一个家庭，孩子多，家里一排窑洞。窑洞最里面是土炕，挨着炕就是灶台。一间窑洞既是卧室又是厨房还是储藏室。刚收获的豆子、玉米就堆在窑洞里。

　　雒万银家比别人家多了样东西，茅于轼和汤敏以及基金会另外一个重要参与者丁晋川的照片。在三个村的基金负责人家里，都有同样的照片，一个简单的招牌，他们向村民表示，这是基金的办事处。

　　像当地的很多人一样，雒万银还穿着老式的中山装，长年劳作使他的皮肤粗而黑。他拿出账本请茅于轼看。账本也很简单，但毫无疑问是这个家里最井然有序的东西，一笔一笔清楚地记着借款人、借款数额、日期、用途、还款日期等。

　　“雒万银开始是向龙水头基金借款，他的三个孩子上大学都用过借款。他的还款信誉非常好，他又当过老师和村民小组长，后来我们在这个村开展项目就请他当负责人了。”茅于轼向记者介绍道，“他的孩子上大学后都很不错，还有一个和你一样是记者，老大也已经结婚了。”他回头问雒万银的妻子：“孩子们回来看你吗？”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开心地说：“回来，都回来。”

　　这个村里有1000多人，雒万银对每家的情况都很了解。到了孙继生家，他告诉茅于轼：“他们家2亩地，地里收成今年还好，大概能赚2000多元。男的在邻村的煤矿打工，过去负责烧锅炉一个月挣300元，现在他还打扫澡堂，一个月一共能拿600元。他们家三个孩子都上高中，两个高三，一个高一。”

　　在这些贫困的小山村，的确也没有多少秘密。基金会工作组很容易就能对借款户的经济状况、还款能力做出准确判断。

　　雒万银说：“村里几乎每一家都用过基金会的钱。最多不超过5000元，这是基金会的规定，一般人也就借4000元。共借出20万9千，逾期的只有1万零1百元。逾期的有一个人是到外地打工去了，没回来；一个家里特别困难，另一个是借款人出了车祸。”

　　其余两个村的情形也差不多。贷款手续很简单，夫妻二人共同申请、基金会三人工作组同意即可贷款；还款也很方便，随时有钱随时还。所以现在这里成了村民最常借贷的地方。基金项目开展的13年间，三个村累计贷款近4000人次，还款率达到令人惊讶的99%。雒万银说：“村民还款情况相当好，有的人只有十天半个月，大部分人用一年，一般收了庄稼后就都把钱还上了。”

　　这个基金解决了村民们的大问题。雒玉鳌说：“这13年来，我们村里再没有一个人因为没钱而病死的，也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没钱而上不了学。” 他说的坚决而自豪。

　　山里的村民住得很分散，同一个镇的几个村离得很远，同一个村的人家住得也很分散。山路不好走，为了节约时间，茅于轼就在路上解决了午餐：面包和水。

　　变化

　　“李全顺家怎么样了？”茅于轼问一起来调研的李儒东，他是富平学校小额贷款项目的负责人。

　　李全顺以前是优质贷款户，多次借款都按时偿还，信誉非常好。这些贷款也让他们家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去年他遇到车祸，意外死亡了，肇事人至今仍未找到。“他爱人又生了一场大病。现在他们家小儿子辍学，小女儿也不上学在家照顾她妈妈，真是惨不忍睹。我们去看他们，告诉他们那3000元贷款先不用急着还。”李儒东说。

　　茅于轼沉默了一会儿。类似的问题经常摆在茅于轼的面前。

　　“开始几年基金会是扶贫性质，用于看病和上学的占大多数，一部分用于生产，几乎没有用于消费的。但是在运行几年后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前5年还不了的款就达到了10万元。这已经影响到了基金的可持续发展。”茅于轼说。

　　这使得茅于轼不得不重新思考基金的发展方向。“2002年起，这些基金都改为商业贷款，我们把救济和小额贷款区分开来。救济需要慈善，但是小额贷款需要商业化。”

　　现在，小额贷款项目已经调整了贷款方向，“过去是向需要的人贷款，现在是向有还款能力的人贷款。”

　　“不向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款，这是个非常残酷的事情！”说到这一点，茅于轼少见地提高了嗓门，“真的非常残酷！”他又重审了一遍，“但是没有办法，否则无法保证这一基金的持续性。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市场经济什么都好，就是歧视穷人。”

　　当然他并没有为了市场化而“残酷”，他在考虑别的途径。比如富平学校去年在湍水头开始实施的教育扶贫项目。

　　他一直认为，摆脱贫困一要靠村民自觉的行为，二要靠教育。

　　湍水头镇这几年教育方面出现一个新情况：由于条件差，很多公办教师都不愿意到这儿教学，聘请的临时代课教师又因为每个月工资只有110元而不稳定，经常出现因为教师短缺而学校无法开学的现象。

　　茅于轼的这个教育扶贫项目其中目标之一，就是培养乡村教师。项目每个月向每个教师补贴工资300元，再加上当地教育部门的110元，这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报名。今年他们已经招聘和培养了40位代课教师。这40名代课教师解决了湍水头镇师资最差、条件最艰苦的21所乡村小学的师资问题。

　　这一项目还包括另一项资助高中生的计划：给部分符合条件的高中生每人三年共2400元的赞助，以帮助他们读完高中。

　　孙继生家的孩子享受到了这一资助。

　　但在贫困地区，每往前走一步似乎都存在着困难。高中生的问题解决了，大学生的问题又来了。

　　有人问孙继生的妻子：“这三个孩子要是以后都考上了大学，你怎么办？”按照他们家的收入现状，供养三个大学生确实是个难题。

　　“如果只能赞助一个人上大学，你想让哪个孩子上？”有人又问道。

　　这个憨厚的农妇半天没法回答，追问之下，她难过地说：“不让哪个上都舍不得。”

　　离开他们家的时候，茅于轼对她说：“你放心，只要孩子们能考上大学，我们一定会帮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邻居

　　茅于轼正在另一个得到资助的高中生雒宏琳家询问时，忽然进来一个老头，他虽然拐着拐杖却走得很快，一下子冲到茅于轼面前，问道：“你就是茅先生？”

　　茅于轼冲着他点点头：“我是茅于轼。”

　　老人一把抓住他的手：“可算见了。早就知道有这么个人，可算见了。简直像见到了组织一样。”他的话让周围的人都乐了。

　　1996年茅于轼第一次来到龙水头村，村民对这位北京来的老人还不解其意。不过，他毫无“大干部”的架子，说话特别和气。他在雒玉鳌家的炕上住了两天，详细了解村里的情况。那次，他说他出钱帮他们种果树，他们将信将疑。

　　现在，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茅于轼。他们有人还叫不清他的名字，开始有人叫他“茅委员”，后来被他更正为“茅先生”。村里人对这样文绉绉的词还不太适应，就像他们不太适应茅于轼第一次来的时候教孩子们说的“你好”和“谢谢”一样。但是当茅于轼在雒玉鳌家的炕上住了两天后，当他每两年就来一次到各家询问的时候，当他像他们一样坐在某一家的窑洞吃着烙饼、喝着粥的时候，当他认真地听着每一个人说话、详细地问他们每家的情况的时候，他们从心里接受了他。

　　离开小寨上村时，一位正在上面崖上割草的农妇用生硬的普通话问：“这是茅先生吧？”

　　茅于轼又像每一次一样认真地回答：“我是茅于轼。”

　　农妇拍拍身边的土地说：“你上来坐一会儿吧。”她像是招待一位相熟的客人。

　　茅于轼笑着摆摆手：“不了，下一次吧。”

　　一天下来，茅于轼的鞋上已经积了一层尘土，但他丝毫没有疲惫之相。

　　跟着走了一天的司机小李不知什么时候改了称呼，他说：“茅爷爷你可真行。”基金会

　　看过了，问过了，有成绩，也有问题。茅于轼又用了一天时间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开会、沟通。

　　现在每个基金会都有三名工作人员，一个负责人、一个会计、一个出纳。三个负责人都曾经是山村教师。

　　1993年基金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只有雒玉鳌一个工作人员。那时村里没有电话，茅于轼就和雒玉鳌通信，每周一封。从小患小儿麻痹腿上留有残疾的雒玉鳌，每周都要步行数公里山路到镇上去取信。现在他的家里还保留着一大箱茅于轼的信。过去他也要步行数里地到各家收款，现在，他可以骑着摩托车来回了。

　　后来贷款发展到三个村，后来又有了电话，现在他们家里还能上网，茅于轼每周都会给三个负责人分别打一两次电话，每周至少通一次邮件。13年间这种密切的交流从未中断过。

　　基金会工作人员根据贷款额度有一定比例的提成收入。在他们中间，湍水头村基金会负责人李乃伟的经济条件最好，他是湍水头镇的中心校长，有工资；湍水头是三个基金会中规模最大的，他平均每个月能从基金会拿到六七百元的收入。雒玉鳌所在的龙水头村人口少，每个月只有三百元左右，他笑称：“这不够养家。”由于新添了教育扶贫项目的工作，今年，他这个当了23年的临时代课老师索性离开了学校，专门负责基金工作。现在，他还靠着另一个手艺———吹唢呐赚一些钱养家。

　　他们都去过北京，接受培训，每个人的培训费高达一万多元，这并不是基金会的经费支出，而是茅于轼和汤敏个人出资。他们还到过北京茅于轼的家里，在那里吃茅夫人做的饭。

　　他们13年来的认真工作也没有让茅于轼失望，他们使他相信，村民可以自觉自强，穷人的信誉度更高。

　　雒玉鳌说：“茅老为了我们村里能付出这么多，我们都是被他感动的。”

　　像每次的会议一样，讨论每个贷款户的情况，就新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交流村里的新变化。

　　茅于轼问得很仔细，认真地把一些情况做记录，认真地听每一个人的发言。所有人都知道，他会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个问题。

　　有一次，基金会因为雒玉鳌出色的工作奖给他5000元，雒玉鳌告诉茅于轼他想把这笔钱赞助村里的五保户。茅于轼说：“这笔钱归你所有，你有权支配，但我不太赞成你再用在公益事业上。其原因是：责、权、利要十分明确。如果你将钱用于公益事业，其隐含的意义是你并没有从服务中得到应有的报酬，因此你对基金的责任也落空了。给你奖励的原因正是因为你对基金尽到了责任。如果你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以后万一基金出问题你也可以不负责任。”

　　和当地的工作人员打交道，既要有原则，又不能过于武断，有时要靠细水长流。茅于轼的思想就这样一点点留在了湍水头。

　　有人称茅于轼为“温和的理性主义者”，有人称他为“大同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行为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一批人甚至自称为“茅迷”。

　　富平学校就聚集了一批他的拥趸，李儒东是其中一个。他是中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父亲是从事金融工作的，生长在城市里的这个小伙子，现在平均每两个月会来一次湍水头，走访贷款户、查看账目、了解还款情况等等。每次来了他就吃住在李乃伟家的窑洞里，一住半个月。这工作使得他的身心常常不能平静。

　　“这次我去李全顺家，一方面看看他们，一方面劝告他们，贷款可以慢慢还，不会马上强求他们。如果有什么困难，我们还会帮助他们。重要的是要给他们一种生活的信心，让他们有信心活下去。我走的时候，他们家人都哭了，他们没想到这种时候还有人会关心他们。这时你就会觉得你的工作对别人有意义。”

　　李儒东说这份工作是他“和茅老结的善缘”。

　　这次行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司机小李问：“茅爷爷您这么辛苦图什么呀？”茅于轼说：“过几年我就80岁了，人生的旅途很快到头了。我常在想，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自己这一生得到快乐。一个人的快乐不仅取决于自己，更取决于周围环境，帮助别人才能得到最大的快乐。”

　　茅于轼在湍水头的一切努力会有多大的意义呢？历史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答案。

　　茅于轼简历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

　　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

　　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

　　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

　　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棗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此书于199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第二版。

　　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

　　1987年回国，以后7年内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去非洲2次。

　　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招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

　　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

　　2002年创办富平学校，是一家致力于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本土非盈利机构。

　　主要作品：

　　1979年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

　　1984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的数理基础》

　　1995年出版《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为一随笔集

　　1997年出版《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此书于1999年获 ATLAS基金会颁发的该年度Antony Fisher国际纪念奖

　　1993年出版《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

　　2001年9月出版《世界华人经济学家随笔集》茅于轼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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