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创新 功夫在文化

　　

◎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专家上周末的第18次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题是“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这回，人文积淀、文化氛围对创新的作用成了讨论中频率最高的词汇。

　　上海现在的问题在于，“创新”已谈论多年，规划方案也制定不少，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很大缺憾。笔者认为，关键还是必须抓住五个要素：人本理念、文化氛围、微观活力、有效组织和制度保证。

　　为什么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那是因为，知识来自于人的智慧，创新来自于人的行为，发展来自于人的努力。

上海人很聪明，很努力，但政府主导型发展环境下形成的惰性、惯性和依赖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探索精神、进取精神、冒险精神的缺失，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上海城市创新的原动力。因此，我们应该从提高上海市民素质入手，增强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并将之转化为创新的行为。当然，民众创新意识不会自发形成，因此需要通过外在竞争压力和内在目标追求来激活。一般而言，创新冲动与危机感成正比，与责任感也成正比。由此，危机意识、竞争观念、民族情感、历史责任的培育和强化，也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

　　“文化氛围”的塑造与人本理念有直接的关系，当人们的创新意识出现以后，就需要有一个有利于创新行为形成的环境条件。创新是思维碰撞或头脑风暴的产物，创新行为的有效性，既取决于文化积淀，又取决于人文环境条件。上海原本是个移民城市，且处中西方文化交汇点，上海文化本质上应该是海纳百川、追崇时尚的。有交流，才有竞争；有压力，才有动力；有碰撞，才有火花。这是创新的基础性条件。任何故步自封或自以为是，所有墨守成规或人云亦云，都会成为窒息创新的环境约束，放下“老大哥”的架子，拉开“百家争鸣”的场子，做出“探索先行者”的样子，才是大上海当前迫切需要塑造的创新文化氛围。韩正在市长咨询会议上强调了创新文化，之所以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英国WPP传播集团首席执行官马丁·苏铭天爵士随即提出的“独特文化+城市亲和力+创新氛围”建议，也进一步打开了大家的思路。

　　接下来需要强调的是“微观活力”。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以及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实际上都发生在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所以，我们应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激活微观层面的活力上，集中在激发科研人员和生产人员的创造力上。政府主导下的创新，最有可能出现“上热下不热”，如果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走不出政府大院，如果上海城市创新体系的重心仍然置于上端，那么就会头重脚轻，只有将重心下移，才能增加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创新体系。

　　当然，确立企业主体地位，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城市创新离不开企业创新，但是毕竟不同于企业创新，更需要全社会范围的“有效组织”。政府不仅需要提供制度平台、政策支持、传导机制和调节功能，而且需要整合科研资源、把握战略机遇、发挥带动作用、强占战略高地。

　　在投资推动型增长阶段，政府的政策导向一般聚焦于实体经济，注重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而在创新推动型发展阶段，政策导向理应倾斜于人力资本、虚拟经济和生产者服务业。上海目前尚未摆脱传统经济，工业经济占了半壁河山，而发展目标则是与城市功能直接联系的服务经济。实体经济是当前经济增长的支撑，服务经济又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希望。孰轻孰重，如何取舍，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考验。如果兼顾两者，那就不能仅仅把实体经济政策落到实处，而使服务经济的政策虚化。

　　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是一个三维支撑的社会系统：首先是一个序列性运动过程，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都有可能导致全部努力的失效；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性整合过程，任何一个行为主体的游离，都有可能影响创新进程的实现；此外更是一场除旧迎新的革命性变革过程，任何一项变革的受阻，都有可能制约创新进程的进展。因此，应该形成社会共识、社会尊重和社会合力，进行全社会的推动和全过程的管理。

　　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国际竞争中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中国的改革已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正直面综合配套改革的任务。上海的创新型

城市建设目标能否实现，制度创新是基础，是前提，现在，就看我们在制度性改革中能否有所作为，能否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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