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观点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

　　救救全球化的输家

　　有两个人群在合适的时间处在了合适的地点，可以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中获益。首先是那些能融入全球体系、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主要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低工资、可传播的技术、进入全球产品及金融市场的能力，这些因素结合，引发了这些国家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其次，对于已经拥有宝贵资产的人来说，这是个黄金时代。

　　其他人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在庞大、高效率的企业引擎利用前沿科技和廉价劳动力获得成功之际，普通的中产阶级劳动者及其雇主被排挤在外。正是这个庞大的群体缺乏从全球化中受益的资本，迫切希望寻求安慰或变革。然而，如果没有该群体的支持，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能否得以维持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像其他形式的进步一样，贸易能让大家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商品，从而使每个人都更为富裕。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难以给那些担心失业的人带来安慰。满足焦虑的全球中产阶级的需求，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经济挑战。

　　这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自由、全球化和科技水平发达的资本主义，从经济逻辑出发，很可能会将更多财富转移至全球最富裕和部分最贫困的人，同时压榨处于中层的人们。

　　前伦敦证交所主席古迪森：

　　竞争：繁荣的硬道理

　　20年前伦敦“金融大改革”的经验教训是什么？金融大改革解除了对伦敦证交所的管制，起因在于竞争。如今，竞争仍将是主题。贸易保护主义得不偿失。哪里消除了竞争壁垒，哪里的贸易和国民经济就会繁荣。因此，只要有权力做到，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就必须减少竞争壁垒。

　　企业和

个人所得税必须有竞争力。知识、技能和想象力都可以向国外转移。企业总部也可以。业务亦是如此：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利息平衡税，导致欧洲债券市场转移到伦敦，就说明了这一点。已有迹象显示，部分企业正考虑迁移到税收负担低一些的国家。虽然我说的是收入税，但印花税和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本利得税相关规定，也都不利于伦敦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

股票印花税应该废除，资本利得税应简化为针对短期利得，按单一税率征收。

　　监管不能过严，要有利于增进信任。过分积极和厌恶风险的监管者，容易受“非预期后果法则”的影响。为确保监管制度不会吓跑企业、减少竞争和阻碍创新，对监管价值进行持续评估至关重要。

　　金融企业将面临四大挑战。首先，它们需要不断增加人员培训和发展投资，不仅是高管，还包括董事会成员。其次，它们需要削减成功高管（以及一些不成功高管）现在享受的天价薪酬及他们以离职相威胁时的影响力。第三，它们需要紧跟技术的进步。如今技术进步之快已使得系统几乎是刚刚安装好就已过时。第四，它们需要全面掌控自身的风险。是否所有金融企业都恰当分析了自身的风险状况及其潜在影响，并将分析报告呈交董事会？是否所有董事都真正理解这些分析报告？一些企业会发现难以与同行竞争。它们需要牢记“逐步升级理论”的危险———对于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有时停止投资会更好。

　　社科院金融所彭兴韵：

　　中国可师从挪威央行用

　　外储“炒股”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证监会批准了挪威中央银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一个北欧国家的中央银行，一个制定和执行重要宏观经济政策的政府部门，为什么要到中国来“炒股”？挪威央行首次来中国炒股之前，它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炒股”。“炒股”对挪威中央银行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要说挪威中央银行为什么要投资于中国的股市，就得谈到它的外汇储备管理战略。

　　挪威中央银行通过旗下的挪威投资管理公司（NIMB）管理着挪威1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挪威中央银行为挪威投资管理公司制定投资指引，包括目标收益率和资产的配置结构。挪威将外汇储备的资产组合分为货币市场组合、投资组合和缓冲组合三类。

　　投资组合实行长期投资和积极的管理策略。投资组合的分配大致为60%的固定收益工具和40%的股票。固定收益工具的计价货币和股票的上市地区十分分散。挪威外汇储备在股票投资上所占的比重是在不断上升的，最初只有20%左右，后来又提高到了30%，现在在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权重又上升到了40%。股票的战略基准是基于税收调整的FRSE全球指数之上的。所有股票投资应当支持和保险组合的财务利益。投资不得有战略目的，也不能旨在获得对公司的控制权，或者操纵单个公司的股票市场价格。

　　挪威中央银行通过积极的外汇储备管理，在全球数十个国家进行债券和股票投资，以获取尽可能高的投资收益，通过多元化的币种资产的投资，又比较有效地分散了

汇率波动对外汇储备带来的风险。因此，挪威中央银行通过QFII这种形式，现身于中国的股票市场，只是它既定的外汇储备管理战略的一步而已。这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的外汇储备的管理其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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