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与体制改革滞后密切相关

　　□张曙光 张弛 段绍译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外向型经济优惠鼓励政策的长期实施和非贸易品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造成内外经济严重失衡；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政府企业化倾向严重，以及政府间竞争严重失序。二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我们有必要对后者做一些分析。

　　首先，能耗上升和污染扩大是市场机制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很快，这固然让人欣慰，但这种增长是依靠巨大的资源消耗支撑的， 是用严重的环境代价换来的。因此，就经济增长的质量而论，的确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这既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有关。对此，人们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实施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正是立足于这种认识提出的口号和确立的目标。不过，尽管人们把这些口号叫得很响，很多地方甚至把建设生态城市和生态特区作为发展目标，但是，现实总在与人们开玩笑。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认为，关键不仅在于提出和确立正确有效的国家发展目标，更重要的是要构建一整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追求与实现国家目标达到协调和一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经济机制。只有让价格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才能使个人和企业行为趋向合理。我们正在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消除价格机制的扭曲，发挥其导向和调节作用是市场化的根本宗旨。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能够扭曲价格机制的只有两种力量：一是行政干预，二是市场垄断。在我们的现实中，真正的市场垄断不多，二者往往结合在一起。由于

能源、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滞后，国家管制和国有企业垄断过多，妨碍了价格机制的作用，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要知道，价格机制不合理所造成的市场主体行为扭曲和经济运行失衡，是政府的其他政策措施无法应对和解决的。

　　本来，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营商条件，监督和校正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企业化倾向非常明显，政府间的竞争也严重失序。于是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为了地区经济发展和GDP增长，政府主动或者被动地与企业合谋，被企业俘获；二是官员的政绩冲动和政府间的利益争夺，不仅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而且置人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不仅不能达成合作，反而常常以邻为壑，把环境生态经济的负外部效应发挥得淋沥尽致。

　　有鉴于此，真正解决能耗大和污染严重的问题是要从改革经济运行机制，调整利益关系着手的。重点是消除价格机制的扭曲，校正政府行为。

　　其次，财政违规根源在于体制结构的缺陷。9月11日，国家

审计署公布了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直接暴露的各种严重问题是财政预算体制中的缺陷，但它的背后却是我们整个体制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显然不是一般的放权让利，而是政府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特别是私人部门的管制，但毋庸讳言，改革却是从对地方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开始的。由此，地方政府不仅是一级行政机构，而且也变成了一个积极的市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化了。以至地区和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争夺和对策博弈，成了主导

中国经济走向的一支主要力量。每一次博弈出现的均衡只是政府间竞争的暂时缓解和新的博弈的开始。

　　不仅如此，各个政府部门都掌控着巨大的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源，有着各自的部门资产，同时变相从事着各种投资行为。这些机构和单位名义上都是国有资产，实际上则是部门资产，不仅为本部门创收增益，而且也成为各部门转移收益、化公为私的装置和安排。这也是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当前中国不仅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诸侯经济”，而且存在着实力雄厚的“王爷经济”。国有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部门所有制。

　　然而，在评论政府间无序竞争恶性发展的时候，人们往往把目标仅仅指向地方政府和地方保护，却忽视了政府部门的竞争行为。事实上，政府竞争既包括地区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也包括政府部门间的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如果说，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诸侯经济”，那么，政府部门间的竞争则形成了“王爷经济”，如果说地区间竞争还具有某些生产和创利作用，那么，部门间竞争则带有更多的垄断特征和分利性质。

　　由于各个部委掌控着巨大的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源，其行为又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约束，因而成为地区经济竞争中争夺的对象和杠杆。除公共利益外，由于各部门都有自己部门的特殊利益，于是，政府部门间的相互竞争也十分激烈。竞争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各部门增加和扩大自己的下属机构和掌握的资产规模。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挂靠单位和下属机构，下属机构还有挂靠单位和下属机构，形成一个长长的挂靠系列，至于临时成立的机构更是多如牛毛。其结果不仅没有为非公有部门和非政府机构的正常发展开放出充分必要的空间，反而造成了政府机构和国有部门的扩张和膨胀。

　　二是千方百计地扩张自己部门的行政权力。特别是目前的立法往往是部门立法，各部门都想通过立法为自己授权，扩大本部门的管制权力。在目前这种政府竞争中建立的政府管制，实际上是政府管制的一种扭曲。虽然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是必要的，市场化改革既包括放松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管制，又包括建立新的政府市场管制，但是，如果说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的管制推动了中国市场化的转型，那么，为扩张部门权力而加强政府管制，则是市场化的倒退。

　　现在，我们是用这种“身不正、影子斜”的中央政府部门决策来指导经济运行，校正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行为，这是很难服人的，也是无法奏效的。应当看到，在官僚利益快速膨胀和政府间无序竞争恶性发展的情况下，上令不能下行，部门和上下各行其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再好的政策和办法都是白费和枉然。这也许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中最重要、最困难、最棘手、也最急待解决的问题。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张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段绍译（娄底市广大实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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