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政府行为是经济运行棘手问题

　　

张曙光：经济学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社会科学进步软件一等奖，两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从第3季度数据看，货币信贷与经济增长趋缓，政府

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初显，但经济仍在高位运行，第4季度将会进一步回落，即使如此，全年经济增长还有可能在10.5%上下。但经济增长质量不容乐观，能耗上升、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结构失衡，特别是内外经济失衡，等等。其成因复杂，但都与政府间的无序竞争加剧有关。因此，规范政府行为，改善经济运行环境，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现在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一个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演变成长期发展问题

　　主持人：从已经公布的数据看，第三季度投资与信贷增速有所下降，经济增速也有所回落，这是否可以说，是宏观调控在起作用？

　　张曙光：确实如此。由于前段时间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其效应已初步显现。今年第3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走缓，GDP与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4%和16.2%，比上季度回落0.5和1.5个百分点。但经济仍在高位运行，前三季度GDP增长10.7%，工业增加值增长17.2%。从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看，消费需求稳中趋升、投资需求依然强劲、净出口继续扩大，外部需求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经济走势看，第4季度估计还会回落，即使如此，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在10.5%上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容乐观，这表现为能耗上升、环境与生态压力加大，还有结构失衡等，特别是内外经济失衡加剧，这是长期实施对外向型经济优惠与鼓励政策的必然结果。一个本属于短期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经过长期积累，渐渐地演变成了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可见，看似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资源配置效率与扭曲经济结构取得的。

　　政策操作只在支流，没有从货币增加的源头下手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回落与信贷增速放缓有关。对此，你怎么看？你觉得当前信贷增速回落的基础是否牢靠？

　　张曙光： 自今年4月再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与货币信贷投放以来，央行曾经两次加息、两次提高存款

准备金率。到3季度末，货币供应与贷款投放有所趋缓。不过，回落的基础并不稳固。货币供应量M2增长减慢，但M1和M0增长却加快了，表明流动性依旧过多。不仅如此，贷款增长基本持平，本外币贷款和人民币贷款增速分别只比上半年回落0.27和0.0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回落较多，而长期贷款增长较快。可见，紧缩减少的贷款数量只是抵消了银行流动性的增长。

　　造成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在于：随着外汇占款大量增加而被动增加的基础货币投放，已成为货币和贷款增加的源头。但我们的政策操作并没有从货币增加的源头下手，只是在它的支流上做文章。虽然央行在9月份扩大了汇率的浮动幅度，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询价交易市场盘中价格与中间价相比的日间波幅，有十多次达到0.1%以上，人们似乎看到了汇率管制放松的迹象。但是，后来的操作似又重回以前的老路，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提及。1月至9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76万亿元，比央行年初确定的全年控制目标2.5万亿元超出0.26万亿元，全年有可能达到和超过3.3万亿元，超出央行控制目标30%以上。不论何种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显示了央行的决策失当。

　　土地是财富之母万物之源，土地政策比想像的要复杂

　　主持人：我们再来看投资问题。管住“土地闸门”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影响显然不可小视。对目前的土地政策及其对投资的影响，你怎么看？

　　张曙光： 从“国六条”和“国十五条”发布起，房地产调控一直是本次宏观紧缩的一个重点。此后国土资源部和有关部委也频频出手，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严格土地审批，严查土地违规，调整住房结构，控制住房价格。应当肯定，这些措施中很多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

　　人们应当认识到，土地是财富之母和万物之源，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农民生存和农业发展的保障，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的基础，是地方财政和地方融资的来源，因而也成为利益争夺和社会矛盾的焦点。想当年，一个土地联产承包的政策决策，曾经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整个改革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条件。今天的政策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看来，对政策本身需要反思。

　　当年土地承包的基点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开放市场，给农户以自主决策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但现行土地政策是以行政管制和审批为中心，在强势政府和强势利益集团面前，农民往往处于被动和受恩赐的地位，只能任其所为，却无维权之力。如果要解决土地问题，就要在界定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和发展土地市场上下功夫。虽然现在实行土地的私有化是不可能的，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但明确界定和切实保护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真想这样做的话。

　　要严格区分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政府征地只能限于道路、交通、水利等公共用途，并且要先解决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建大学城，搞开发区和商品房建设都非公共目的，而是政绩工程和商业目的，前者不能搞，谁搞就应当拿谁是问；后者要逐渐培育和发展土地市场，一方面，除了税收以外，政府和官员不能向市场伸手，另一方面，政府又要保护市场的正常运作，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站在弱势的农民一边，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对经贸政策需要通盘考虑全面调整

　　主持人：我们再来看出口问题。从近期数据看，净出口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但净出口会导致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并加剧经济的内外失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前的经贸政策需要及时加以调整？

　　张曙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我在上次接受你们采访时也提及过这个问题。确实，出口的高速增长，双顺差日益扩大，外汇储备持续积累，会导致我国的内外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这已经成为决策层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

　　从数据看，1月至9月贸易顺差1096亿美元，9月末外汇储备9879亿美元，年末分别突破1500亿和1万亿美元已经不成问题，于是围绕着经贸政策的调整又发生了争论。一个突出的观点是，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汇率升值不仅不能解决贸易顺差高企和内外经济失衡，反而有可能使其进一步加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趋缓也成为有关当局高度关注的问题。大有对外向型经济的优惠和鼓励政策不用调整或者暂缓调整之意。

　　不错，我国贸易顺差的确主要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在2005年101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占到83%，今年的比例可能更高。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事实。不仅如此，双顺差也高度相关，共同促成了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一方面扩大了资本项目顺差，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外资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同时扩大了贸易顺差。这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大特征。不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来观察和讨论中国经济的内外关系，既无法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做出正确的解释，也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失衡问题。就此而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但应当特别指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和贸易顺差扩大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实施对外向经济的优惠和鼓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些政策包括汇率低估、税收优惠、贷款扶植、低地价、低劳工成本等。虽然这些政策对加快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曾经起了重要作用，有些政策也是历史所然，但在执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其负面作用已开始显现，对此，我们就必须逐步调整。因此，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评估并修正经贸政策的时候了。

　　最近，政府也提出了调整贸易政策以改善进出口结构，并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例如，国家五部委联合下发了《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9月14日）。这种政策调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种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调高和高低的安排也是合理的，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不过，从具体类别来看，这一调整与其说是针对内外经济失衡，不如说是针对某些部门和产品的过快增长。

　　既然贸易顺差的扩大和内外经济失衡的加剧是由一系列优惠政策引起的，那么就需要对经贸政策做出全面的调整。更何况，这些政策都是紧密相关的，单一调整未必能完全达到目的。就以外商投资而言，今年以来，由于外资在一些领域的进入相当迅速，进入的方式也在从事一般投资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购并国内企业。有鉴于此，有关部委发布了一些规范外资行为的政策措施。这是必要的，还应当进一步完善。

　　与此有关，外商投资增长趋缓，也属正常。但是，有关方面却感到问题的严重，一方面继续推迟对外资“超国民待遇”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又简单地以人均引资水平为据，认为中国吸引的外资并不多，强调要更加积极地吸引外资，但以人均引资水平为据是否恰当则值得质疑，中国人口大国的国情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引资也许不需要、也不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恰当的判据也许是消化吸收能力，是资金供求情况，是经济内外均衡态势，就此而论，中国目前的引资水平的确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们的政策调整应当在提高引资质量上用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主导地位和引进外资趋降为由，来否认汇率调整是没有道理的。汇率升值是向均衡水平调整，可以消除扭曲造成的负面影响。从目前看，升值之所以没有对出口产生影响，不是由于升值没有作用，而是由于汇率升值还不够，还不足以改变某些出口产品的成本收益结构和人们的预期。即使汇率升值幅度加大，如果其他方面的政策调整能跟上，那么这种情况的改变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单独调整某一项经贸政策，也不是停止汇率升值的进程，而是如何通盘考虑，在用足现有浮动幅度规定和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的同时，对经贸政策做出全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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