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天津找回发展基点

　　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今年2月，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尚待国务院最后审定时，在深圳举办了首次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特区、天津滨海新区的三城论坛，就三城在中国综合改革试验过程中如何作为各抒己见。达成的共识有两点：三城要以金融的功能拓展和改革创新，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自主

　　两个多月后，天津滨海新区的扩大开发开放列入了国家总体战略规划，金融的改革创新被列在滨海新区近期主要任务的首位，并给予一系列先试先行的权力。由此看来，无论中央还是基层，对天津后发的（相对于浦东和深圳）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看法一致。一方面，中央任命有央行行长背景的戴相龙市长主政天津，早有战略准备；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发展滨海新区，把恢复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地位的切入点放在金融上。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单靠制造业、科技创新、航运物流及商贸业的长足发展，是确立不起来的，或者说还不能完全确立。必须具备强大的金融支撑，在周边地区、城市产生巨大向心力，非到此无以获取最稀缺的资源才算数。近20年来，天津一直处在很尴尬的境地，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式微，北方经济中心的重镇雄风不再。说到底，这是因为丧失了城市的金融功能和辐射作用。

　　插叙一段历史。在共和国建立之前，三大战役结束，解放大军准备过长江之时，党中央就派刘少奇到天津，为中国革命最后胜利寻求经济支撑。少奇同志当时在天津纠正了某些“左”的倾向，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恢复天津证交所。老一辈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和务实眼光令人感佩不已。今天，天津要重振作为

　　然而，细读中央20号文件，颇耐人寻味。其与时俱进的新意在于，在外界普遍关注天津滨海新区究竟能获得什么特殊政策的热点中，不再单列地区性、吃小灶式的物质优惠政策，而是要求更高，关注天津滨海新区的综合改革试验对国内、特别是北方的指导意义。我理解，此中意图是：政策伴随中央要求的几项重要任务。若滨海新区出色完成这些任务，政策就是实实在在的，可望落实；反之，这些任务完成不力，则这些政策就是不确定的。权利和义务相对等，关键看你怎么干。

　　现在的问题是：竖起旗帜是一回事，但立竿见影收到实效是另一回事。天津滨海新区以至天津市发展金融业继而改革创新，还有不短的路要走。与沪、深相比，滨海新区是金融改革创新的后来者，形象地说，这类似下围棋，若处于下风，就要打入求活，以求分势，然后才是求胜。而这需要勇气和直面风险。因此，后发固然有优势，但这大多是理论上的，后发的劣势倒是十分具体的。大致有三大问题迫在眉睫：金融业态建立和扩张的人才支持、金融工具的丰富和业内的创新冲动、金融功能的背后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机制的市场化挥发。 “功夫在诗外”，未雨绸缪考虑金融业发展的外部综合因素，可能比金融本身更重要，极端一点说甚至决定这种战略意图的成败和前景。

　　先说人才。近悉，深圳要建一座“南开桥”，以铭记南开人对深圳（主要是金融业）的贡献。这说明天津金融人才的培养和为我所用并非难题。但天津要立即起步金融改革创新，人才又是不够的，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为别人做了嫁衣。就今天的天津而言，要聚集金融人才，不是“临渊羡鱼退而结网”，而是要赶紧设法把网掌握在自己手中。就金融而言，金融机构、金融品种、金融规模、金融份额、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从业机会，是吸纳人才的关键。人才多了，有了聚集效应，才能从中产生改革、创新的精英。这道理不是很浅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