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亚洲华人明星分析师的真实生活(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8日 18:15 南都周刊

  陶冬,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曾这样感叹:

  “我一旦离开这个工作,就不会再去做投资银行,甚至金融业。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地睡上两个月,然后扔掉计算机、手机,在一个外界无法联络到我的地方痛痛快快旅行一场。我的梦是,每天早上9点钟醒来,之后在花香和鸟鸣之间吃早餐……没有时间读一些大部头的书是我今天的一个遗憾,希望离开投行后,能够在花香鸟鸣的地方吃完早餐后,来补这一课。”

  陶冬的同行,9月29日突然从摩根士丹利(Morgen Stanley,以下简称“大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职位上辞职的谢国忠,10月初已在广州白云山实践陶的“梦想”:在鸟语花香中喝茶看书——据说看的是希腊史学家色诺芬的《长征记》。

  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不好做,尤其是在像大摩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一位与谢国忠关系良好的记者在10月初听到他辞职的消息后,第一个回忆起的,是过去每一次见面,都觉得他累得头发又少了一些。不过,接下来至少三个月,谢国忠不再需要在香港、东京和上海之间做空中飞人,不用开没完没了的电话会议和路演,不必与基金经理和记者编辑们打交道,更不用像赶功课般地发表报告,然后苦思如何用又快又恰当的方式表达观点。

  多位资深财经记者评论说,自从“中国最英俊的经济学家”胡祖六改做销售后,陶冬与谢国忠就是国际投行首席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两个佼佼者,如今谢突然退出大摩,难保陶冬不感到一丝难以言喻的寂寞。

  也许,感到寂寞的还有写字楼里的女白领们。一个年薪以百万美元起计,年轻又有风度、英语流利、充满理性智慧、善于讲故事又不畏权势的谢国忠,因为敢言而从位高权重处辞职,自此“云深不知处”,这故事成为从香港到上海不少女性论坛里的话题,其中大部分留言都伴随着一串问号:“他会到哪里去?”

  这同样是财经记者们的疑问。休完国庆长假后归来的他们发现,无论是给谢国忠打电话还是发邮件,都无法联系上他。

  然而,对那些最关心谢国忠的人——基金经理们来说,谢国忠消失的最关键处并非辞职事件的真相,而是Andy(谢的英文名)的经济分析报告、他们案头曾经的必读品,从此消失了。在给本报记者的一封来信里,一位业界人士这样怀念谢为他分析真实的亚洲:“He must publicize his idea about the stock market from time to time! We will then have a clear picture. What I am interested is his comment on the stock market,not Singapore.(他必须不时公布他对股票市场的观点,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股市观点,而非新加坡。)”

  至少得罪了新加坡

  新加坡,谢国忠的滑铁卢,或者说是解脱地。但事实上,对于每一个在公司上班,又能对外公开发表言论的高级人员来说,谁都有可能遇到像谢国忠这样的意外。

  三年前,谢国忠曾对一位财经记者说过这样的故事:1997年,他的一篇关于香港楼市将下挫的负面报告惹恼了香港政府,结果他的上司兴冲冲地走进其办公室,命令他伸出两手,半开玩笑地说:“Andy,哪只手写的(报告)?我要把它砍了。”然后作出手刀的姿势。

  自言人生一直顺利的谢国忠未曾再次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他终于遇上了大客户的风暴。

  9月中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在新加坡举行。19日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宴请各国政要,但没有中国官方人士,谢国忠心生不满:“好像请了我,中国就被代表了似的。”接着他又称,会议应该在中国或印度这样经济增长的热点国家举行,相比之下“东盟是一个失败。”然后,他近乎直白地抨击新加坡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新加坡的成功绝大部分是因为它成为了印尼腐败政商的洗钱中心。印尼已耗空,新加坡因此佳景不复。为了维系经济,新加坡正在修建赌场,以吸引中国的腐败资金。”

  这些话,被谢国忠写进内部交流的邮件里。然而,大摩内部却有职员外泄邮件,这些话迅速流传开来,很快被新加坡政府看到。

  10月初,大摩方面证实,谢国忠已基于“个人理由”辞职,并公开声明谢的观点不代表大摩的观点,“摩根士丹利一直是新加坡非常坚定的支持者,并极其尊敬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

  大摩在新加坡的地位仅次于同行高盛。在过去两年间,摩根士丹利为企业并购提供咨询的业务在新加坡排在第一位,今年3月,大摩还担任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公司收购一家印度电信公司的顾问。

  谢国忠辞职在投资界备受关注。除了“大摩为保大客户牺牲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一位助理分析师还听到流言,说谢与部门上司本已有隙,此事正好借题发挥。

  不管真实的原因如何,谢国忠事后也在反思这次电子邮件风波。10月7日,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表态,这封信确实写得太匆忙,用词不够小心,“可以说是有点傲慢”,而他也从未想过内部电邮会外泄。

  谢国忠并不是因为言论而摔跤的第一人。据《财经》杂志报道,1999年初,时任汇丰证券中国研究主管的张化桥对外表示,中国财政部高息发行扬基债券,然后去买美国国债,是“双输行为”。之后,张在办公室被老板骂句“笨蛋”后即被炒鱿鱼。

  “但我不认为我的观点不对。”离职后的谢国忠并没有质疑自己发表过的观点。

  谢的外表并不固执。早年与谢有过接触的记者回忆,已经40岁的谢国忠有着娃娃脸,心态也年轻,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戴着圆框的眼镜,有时头发比较凌乱,但看起来还是相当斯文。接受采访时,他从来不打腹稿,也不专门做准备,随问随答。

  不过,与谢打交道多了的人士会知道,他是个比较自我的人,即使观点偏激也会坚持己见。一位台湾基金经理说,他曾看过谢国忠与基金经理起争执的场面,“直率的言词与对研究观点的坚持,常让他跟基金经理人僵持不下。”

  不仅是业内,对外的公开场合,以及谢所主持的研究报告,都是以铁口直断见称,难免会引起各方面的争议和不满。有评论诗意地认为,离开大摩的谢国忠,不再受限于大摩笼罩下的话语权,于他是一种解放。

  明星分析员们

  不过,没有大摩的经历,也就没有谢国忠成为明星分析师的故事。

  1997年,香港回归前两个月,时为大摩亚太区经济学家的谢国忠放言,香港楼价将因泡沫暴跌五成,一时被看作怪论。这一预言后来成为现实,谢也顿时令投资界刮目相看。这一年,他还预言印尼经济会崩溃,又“不幸”言中。

  此后,谢一开口,投资市场自然慎重待之。

  谢国忠对中国经济的受争议观点,也早在1997年开始。当时谢国忠独辟新径,运用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人过去的消费欲望之所以强烈是因为产品短缺,但1997年时短缺产品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就会开始下降。于是他做出了以下结论:财富积累较低的中国并不能保持高消费,通货紧缩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主旋律。这与当时内地的普遍乐观背道而驰。

  三年后,中国内地的制造业投资和资本存量达到低谷,到2001年底,内地几乎找不到对经济增长抱乐观态度的经济学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谢的判断。而在海外,包括大行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是一路走跌,与此同时,内地主流媒体开始不断宣传一个说法,认为有一种“唱衰中国论”。

  这种背景下的谢国忠,在内地的影响力止步不前。

  2001年和2002年间,中国内地市场上几乎同时崛起了数家新锐财经媒体。记者们把触角延伸到一个财经思维激荡的地方:香港。商业经济学家们在内地传媒的互动下,开始大规模地显山露水。

  除了斯文白净的谢国忠,这些经济学家还包括: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龚方雄,里昂证券中国研究部主管李慧,德意志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等等。

  最早成名的明星,当属一度被新锐媒体们誉为“中国最英俊经济学家”的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他在国际舆论中不时维护中国经济,曾撰文评论美国的对话经济政策,成为最早被内地认可的跨国金融机构华人精英。

  这些金融学子、白领金领们的偶像人物经历大抵相似,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完成大学教育后,在国外大学完成西方经济或金融专业的训练,又受国际大行的专业浸淫,相较内地传统的经济学者更年轻更国际化,整体学术研究素养也相对较高。

  他们通常从助理分析师做起,然后是分析师,到区域首席经济学家,乃至副总裁、董事总经理。投行的业务非常紧张,谢国忠们从大行的办公室格子里几经努力,才能在那些摩天大楼里划到几平方米的私人领地。

  在跨国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是定期分析宏观形势,把研究报告提供给客户,同时代表机构参加各种公开的论坛等活动,为投行带来更多曝光率。

  对于投资者,尤其基金经理们,投资银行经济学家们的意义在于:当他们在做投资决策时,总是要参考若干投行的分析报告。这些报告好不好,影响着他们对相关投行的印象,然后决定是否将手上的钱交由相关的投行进行投资等操作。投行则主要靠收取佣金赢利。

  谢国忠加入摩根士丹利9年多,现已被喻为在中国最受瞩目的“明星分析员”,订购谢国忠报告的基金数额有数千亿之多。但除了在公开场合或财经杂志上有选择性地解答问题,谢还要为直接服务的投资者解答疑虑,乃至“命题作文”。

  偏悲观的财经红人

  谢国忠真正红透半边天,红到超越投资界乃至财经界,是在2004年末。

  斯时,谢国忠发文抨击上海地产市场,认为上海楼市是因为热钱流入而形成的大泡沫,离破灭不会超过一年。为证明己见,他甚至卖掉了自家在上海的房产。

  这个观点立刻被各家媒体形容为著名的“上海楼市崩溃论”。

  2005年初,谢国忠再次向人们描绘房地产的危机:中国地产市场只是十年前东南亚的翻版,楼市岌岌可危。这年年中,谢经过简单的计算,又一次抛出了自己的论断:热钱正在撤离亚洲,而高达3500亿美元热钱撤离中国将使楼市崩塌。一位记者还记得谢在上海一个场合直接批评:“你们以为上海的主业是汽车、金融业,错了!上海的主业根本是卖房子!”

  由于谢国忠的知名度,以及过去曾多次准确预见市场大势,房市崩塌论被迅速广泛地传播。在不少媒体上,谢国忠的种种分析被抽象成一条:“中国房地产即将崩盘!”大批反对高房价的民众在网上激情地表达对谢国忠的支持,甚至一些财经记者也懒得从谢的分析逻辑里寻找这些结论的依据,直接把他摆上神台。

  在一部分内地经济学家失信于民的情况下,谢国忠的名字,甚至变成了社会良心符号——作为一个分析师、经济学家,谢的角色被赋予了说真话的期望;而在大摩大举进入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作为大摩经济学家的谢国忠看上去大唱反调,同时也在巩固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姿态。

  最受刺激的,无疑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有评论把谢国忠与大摩地产基金的投资行为联系起来,认为谢的论调隐藏着巨大阴谋,“先唱衰内地楼市,然后趁虚而入。”经济学家厉以宁更是直接指出,“宣扬中国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是为了在国外企业和资本进入中国之前先打压中国市场。”由此,谢也被怀疑是“跨国资本利益代言人”,“黄雀阴谋家”。

  在大行经济学家、分析师的圈子里,对经济基本面的分析是基础工作,而对现实问题的激烈争议,又有可能令他们变得格外地与众不同。这些不同,有时就如广告一样,要经历艰苦又劳神的创意过程。

  长期收到谢国忠分析报告,或者常常与他近距离接触的人,都要随时准备迎接他在结论里的“炸弹”。谢国忠是一个偏向于悲观的经济学家,他自言“习惯观察与分析时都先从负面或风险的角度切入。唯有先认知风险,进而掌控风险,才能累积财富”。这样的风格使他与一般大行经济学家相比,在分析问题的逻辑上更加简单,结论往往更加直接,乃至偏激而富于争议性,于是屡屡制造轰动效应。

  长期编辑谢国忠报告的周年洋先生认为,除了偏悲观以外,其他投行经济学家总是严格地按照既定格式去写报告,但谢国忠的报告个性化十足。他时而从历史、文化等因素分析中国经济,有时又把中国国情晾在一边,以普适的价值、全球的经验去判断热点问题……对于财经报道来说,这样的文章比枯燥的经济分析数字推理精彩得多,加上出色的书面表达能力,谢国忠很受财经记者们欢迎。

  很多财经记者还记得,在香港,谢曾屡次受邀为他们讲课,闲时会与大家喝咖啡,讨论经济事务,解读规律。私下里,他也是温和斯文、平易近人,所得稿费,多是让编辑直接汇往某个捐款账号。

  压力重重

  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另一位跨国投行的明星宏观经济分析师,摩根大通的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在北京宣布中国房地产“肯定没有泡沫”。此时,那个坚持对中国楼市尖刻批判的谢国忠,已然离开口水的战场。

  其实,投行的经济学家们常常会在具体的热点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各种研讨会上,学者们于台上针锋相对也是常有的事,不过到了台下,彼此都会恢复西装革履和睦相处的状态,实在还有话想说,就向熟悉的财经记者提两句,但通常也要求不要具名刊登。

  “他们也是‘财经演员’。”《财经》杂志借一位现就职内地的经济学家的话形容说:“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很多时候是没有观众的。”

  但是,大行经济学家们最大的压力,更在于他们所服务的客户。“投资者总是希望经济学家们能预测些什么,”一位国内基金经理说,“虽然这似乎不应该是他们的职责。”一个分析师,如果他预测的结论时常同市场呈现的情况一致,那他对客户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此,谢国忠曾经这样形容:基金经理们掌握着4000亿美金,我的预测和报告必须对他们有价值。他们每个季度都要给我打分,如果我的评估和预测不合适,基金经理们的反应就不好,我就会失去工作。我说的话,对的要比错的多。

  一位熟悉投行分析师圈子的人士认为,与学院的经济学家的从容钻研不同,投行的经济学家必须给客户和媒体“赶稿”,他们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操作周期很短,难免在分析和预测上有不准确的地方,放到市场的争论上,就会变成做学问不严谨,或者“别有用心”。

  事实上,投行们的研究部门与业务部门一般都彼此分隔,但外界终究无法透过玻璃幕墙看清里面的奥妙。一个分析师向外部发表的言论,通常都要经过本人确认,以及投行法律部门的审核;而自身机构的利益,大客户的要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们。

  谢国忠之所以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也是因为他屡屡以挑战职业操守和公司利益平衡的形象出现。就在谢不断抛出房地产泡沫论的时候,大摩也发表声明,说谢国忠的观点只属于个人,不代表大摩。然而,这种坚守在电邮事件发生后已经无法维持,用学者倪金节的话来形容,金融机构的利益、大客户的利益以及学术独立性三者之间,实在是存在着“不可能的三角”。

  在这个三角中,分析师们不断地旅行、演讲、争论,重复着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休息五六个小时的生活。陶冬形容,“这也是青春饭。”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新浪声明:本版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发表评论 _COUNT_条
爱问(iAsk.com)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