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输送与大市涨跌

　　

纵观十五年的中国股市涨跌过程，监管的松或严总与管理层对市场状态的意愿有内在关联。即管理层认为市场过热、泡沫过大时，监管力度便加大；反之则被认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96年5月一轮行情启动，到当年12月深综指上涨了3倍，沪综指上涨了1倍。过热的股市让管理层焦急不安，于是出台包括《人民日报》特评在内的所谓“十三道令牌”打压股 市，遏制了过热的市道。

　　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逝世，为稳定市场，管理层又暗中号令机构“托市”，使得市场借此重又火暴，到当年5月再创新高。于是管理层宣布对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雪和申万证券总裁阚治东予以撤职并禁入市场五年，理由是工行上海分行违规贷款给申万证券炒股票。其实银行给证券公司或上市公司贷款直接或间接炒股票的现象早已非常普遍，而且也是不为法规所允许的，这时候严查到人，当然被理解为打压股市意愿使然。

　　1999年5月起，管理层力促股市上涨，并出台了包括又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在内的一系列“做多”股市的措施。次年爆出

南方证券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基金公司大量接手南方证券重仓的某只股票，这是明显的基金向关联方利益输送的违规问题，却不了了之，不见查处。这自然被理解为是不想影响市场大好局面的“投鼠忌器”的无奈。甚至在整个1999年至2001年大牛市中尽人皆知的“无股不庄”的操纵股价现象，随便抓出哪一个都比沈若雷、阚治东的行为更甚，却不见有力有效的查处。

　　最近华安基金总经理韩方河接受司法调查，基金公司向关联方利益输送的话题又被媒体热炒。其实就笔者了解，韩方河的出事是很“意外”的，与投资人关心的所谓利益输送问题并无直接关系，他是受上海电气董事长同时兼任华安基金董事长的王成明涉嫌受贿案牵连出来的，据说是个人帮助顶头上司“管理股票资产”涉嫌违法。我们知道，基金公司高管是不能炒作股票的，可能我们这些高管都不会在自己名下炒作股票，但谁敢说自己不为亲友或顶头上司这类利害方“顾问”股票投资呢？而这是否违规？在这种行为中存在不存在利益输送问题呢？

　　比如今年有一家基金公司，其重仓介入的几只股票一介入就连拉涨停，固然人家有足以讲得清的理由、理念和独特的操作风格，可连拉涨停之前有没有亲友的“老鼠仓”呢？当年吕梁就曾干过让利害方在跌停板买股而当日就将该股打向涨停的行为，我们现在这些掌握数亿数十亿资金的基金经理都能守身如玉吗？

　　基金公司的治理问题自然也是一项长期的综合工程，由韩方河出事引发的利益输送问题的讨论似乎只是昙花一现。而我们这一茬的管理层在掌握监管尺度上，是否也像过去一样也考虑进市场涨跌的影响因素呢？作为投资者，我们也轻易地把韩方河出事当成“个人问题”和个别现象，总是不够敏感和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