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道德律令遭遇现实困境

　　———康德的观点》

　　（美）诺曼·鲍伊 著

　　夏镇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9月出版□汪晓波

　　上海大学宗教社会学者李向平教授在近日的一次聚会中，和我聊起他即将要去做的一个田野调查。我听了之后，颇有兴趣。

　　李教授说，他接触到一群浙江民营企业家，接受了某种信仰，每周有相对固定的与其信仰有关的仪式。李教授于是很好奇，企业家们所接受信仰的行为规范，会不会和他们平时的商业活动产生些许冲突呢？

　　李教授的猜测动机多少显得不够“善意”，但是了解当下中国商业环境的人们知道，在许多民间经济活动中，潜规则胜于明规则的事情并不少见。问题于是摆在面前：企业家若是恪守内心尊重的伦理规范，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和利润？反过来，企业家在一个不尽规范的市场环境里，是不是难免会为了利润而和自己的信仰相悖呢？

　　田野调查尚未开始，我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不过，一位美国学者的著作，倒是可以让人们增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维度。这位学者叫诺曼·鲍伊，明尼苏达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从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道德哲学入手，将康德的某些道德律令应用于当代企业制度和实践之中。诺曼认为，康德主义的公司理论解决了经济伦理学的基本难题———按照道德准则行动会不会影响公司赚钱？答案是，它是可行的，并且能够赢利。

　　正如诺曼所说，“康德没有写过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和公司的文章，甚至对基本的商业交易都很少涉及”，但是他为现代公司留下了康德主义的道德基础。在《经济伦理学———康德的观点》一书中，诺曼总结了康德制定的三条“绝对命令”。第一条公式：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条“绝对命令”，常常被后人引述，事实上也正是康德的核心思想所在。第二条公式则是尊重人的原则。康德说：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而在第三条公式里，康德强调：全部准则通过立法而和可能的目的王国相一致，如像对自然王国那样。

　　粗看起来，这些所谓的“绝对命令”并无太多的奇妙之处。但是比较起来，康德主义在针对经济伦理学的难题时候，又的确显示出了不一般的解释力。显然，诺曼是要以康德的道德哲学，为现代企业的实践者制定出行动准则。尽管在某些时候，诺曼的语言不够冷静，甚至不够礼貌，但在多数时间里，无论是他的直接理论论证，或是引用事实作为论据，都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量。

　　尽管由于题材本身的哲学与伦理学背景，论述的语言有些生涩，但在整体上，诺曼是一个出色的研究者和表达者。他很善于抓住阅读者的兴趣所在。他在铺陈一种学术思想的时候，即便是最枯燥的论证，也不会忘记插入一个很能提得起兴趣的议题。比如，他在论述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的自我否定性时，会提出一个疑问：当其他企业的做法明显不符合规范的时候，一个希望行为符合伦理的公司该如何行动？

　　诺曼的论述，使得所谓的“绝对命令”成为不可被置疑的信条。因为，在他看来，按照康德主义的道德准则，行为的符合伦理会带来财富———当然，康德主义者并不是因为这个结果而这样去做的，康德主义者的行为只是基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正确”。诺曼的论述甚至延伸到国际商务活动领域。他认为，应用康德的伦理学于国际商务将带来正面的结果。

　　在诺曼笔下，康德主义是迷人的。人们自然也不必顶真地去琢磨这到底是诺曼的功劳还是康德的魅力。但如果真有人这么顶真了，或许还是会感叹，康德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哲人。学者芭芭拉·赫尔曼就曾经叹道：康德伦理学具有威力的部分原因在于，它能解决康德自己都没有想到的问题。

　　当然，作为读者，我还是有些怀疑：一种在书面上被完美论证的理论，是否就一定具有实践理性呢？事实上，此前也早就有学者批评过康德的理论具有空想色彩。所谓乌托邦，并不是理论本身有什么偏差，也不是理想的追求有什么不妥，而只是因为一些理论的尊严也许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却难以真正实践于现实。这真是人类的悲哀。

　　我很希望李向平教授的田野调查结果早一点出来。我好奇的是，康德的道德律令遭遇当代中国的现实商业环境，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