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情商奸商

　　“商”，原为星宿名，二十八星宿中之“心宿”名为“商星”，又名大火星，甲骨文“商”字形为一底座上插放着火把的样子，意为“焚柴祭天”，殷人崇拜商星，故以“商”命名其部族，进而又成为他们统治的朝代的名称。商朝灭亡后，商族人被迫以经商为生，所以后来把经商的人叫做商人。“商”字也就被赋予了“商业”的含义。

　　“商”的用处很广，例如：智商是智力年龄与实际年龄的比率；情商又被称为情绪 智力，是心理学家提出的与智力和智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诸多方面的品质。这里，“商”具有分配的意思。

　　欧阳修《秋声赋》中说：“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古代将宫商角徵羽与四季相配，商音配秋。秋天草木凋零，而古人认为草木凋零是神灵残杀的结果。所以商而过必衰而戮。

　　此外，一个人智商和情商高未必就能有杰出的才干。

　　传说有一天晚上曾国藩在家里背书，有个贼藏在梁上，想等曾国藩睡着后再动手。可没想到曾国藩背了一遍又一遍还是背不下来，那贼实在不耐烦了，从梁上跳下来，说：“有你这样背书的吗？白痴！连我都背下来了。”说完就真的背出来，背完扬长而去。那位梁上君子的确很聪明，比曾国藩的智商要高许多，但他却一直是个贼。

　　曾国藩的情商虽说不低，但未必是最高的。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义军时屡战屡败，在向朝庭上折时称“臣屡败屡战……”，朝庭认为其意志顽强、孝忠皇上，仍予嘉奖，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但曾国藩在多次败仗后曾在鄱阳湖试图跳水自杀，被属下救起，可见意志力非为最坚。情商表现为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曾国藩在这方面也确有所长，他常接济贫困亲友，因此其口碑很好，从者甚多，湘军的凝聚力也很强。但与赖昌星迅速以红楼搞定大小官员的公关能力相比，曾的情商就逊色太多。

　　曾国藩常以中庸之道教导家人、约束自己，这符合他那堪称中等的智商、情商。其家书中说：“盖天下之理，满则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曾正是靠中庸之道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可见，情商的顶极高手也并非是最成功者。

　　在商言商，商人谋利天经地义，似乎商人唯利是图也是应该。“无商不奸”、“见利忘义”就成了商人的本性。但物极必反，商过而必衰。

　　所谓奸商者，售奸谋利也。然而，“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古往今来，成就大商之业者，恰恰都是“仁德敦厚”之辈。软件制造商比尔·盖茨为世界第一大富商，其向社会捐赠的财富也数目惊人。巴菲特堪称顶级投资商，但他已宣布将其庞大的资产捐给社会。中国古代两个最著名的富商――陶朱公和子贡，也是以仁德而闻名天下。陶朱公为人为商的宗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足见其德行高尚。子贡也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很多史料都记载了他掏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故《盐铁论·贫富》中对二人称赞有加：“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仁德”是他们成就大商之业的根本所在。

　　近代晋徽商人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的道理，所以他们奉行“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的商道。

　　中国当代

房地产商的智商、情商不可谓不高。论智商，他们抓住了城市化的大好时机、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迫切心情，以不需任何科技含量的买空卖空而迅速致富；百富榜中有超过一半的富豪为房产商，不可谓不聪明。此外，他们利用转轨期政治体制等制度漏洞，拉拢地方政府、银行要员，以政府权力强行拆迁、银行资金来保证开发，抬高

房价。论手段，囤积居奇，自买自卖，短斤少两，做假使诈，还有人说“只为富人盖房”。从牟利来论，他们真是做得很绝了，颇具奸商特征。

　　商与官勾结，乃为商之极。商可以利用官的权力，尽占资源，随意定价，可以获得最大的暴利。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的勾结，成就了

房地产业的暴利。然而，商过而必衰。房价的严重泡沫必然导致两种结果：要么中央政府痛下杀手，实现房价的硬着陆；要么任由其膨胀，导致经济危机，社会矛盾激化，重蹈日本房产泡沫破灭、经济长期衰退的覆辙。

　　其实，仁德并非可欺。穷凶极恶者也并非无敌，正如“商”过之，可能衰而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