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德堕落拷问卫生监管部门

　　□王平

　　2004年3月27日上午，患者刘东生被推进湖南省衡阳市南华附一医院的手术室，由于医院要求交的钱仍没有到位，医生停做手术。等到上午11时许，钱终于送到了医院，但这时医生说麻醉已经过了，决定改日再做。2004年3月29日上午，手术再一次在全麻的情况下进行。这次手术过后，刘东生出现了很异常的情况。刘妻认为，在短时间内两次麻醉，可能就 是导致他出现异常状况的原因（《北京晨报》9月27日报道）。

　　无独有偶， 去年多家媒体披露了昆明市马街市民李源的遭遇：原本只需花几百元钱的手术，却因为医生在手术台上不断与他讲价钱，最后花了2000多元钱。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也是医生数千年来受到尊敬的原因之一。仅仅因为钱暂时没有到位就叫停手术，或者在手术台上以谈价要挟患者，显出的分明就是冷血的一面。手术讲究全神贯注，倘若医生一心向钱，他还能够全身心地进入状态吗？一旦失手，带给病人的将是怎样的痛苦和不幸？

　　医德沦丧的现状是许多人的切身感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这与卫生监管部门治医不严有关。历史告诉我们，人的自觉永远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制度的监督力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对法律和道德保持足够的敬畏之心，自觉遵守法律，遵守道德底线。这种制度制约作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显得尤其重要。金钱给人们的人生观带来了巨大冲击，各个行业的道德底线都面临着考验，只有监管者充分发挥监督职责，才能促使医务工作者严守医德。

　　但是，监管部门并未能发挥好监管职能。以久治不愈的“红包”为例，8月9日，北京市卫生局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负责人称，个别媒体将“红包”误以为商业贿赂，这是不准确的，“红包”与商业贿赂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可以想象，倘若默认“红包”不属受贿这一说法大行其道，那么，无疑将对收受乃至索取“红包”者造成错觉，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和变本加厉收受“红包”———这又必然会导致医务人员道德水准的降低。

　　所幸的是，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裴显鼎在“反商业贿赂高峰论坛”上做专题发言时说，国有

医院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药商回扣的行为，属于“从事公务”，以受贿罪论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裴显鼎副庭长的表态，虽然纠正了“红包”不属商业贿赂的错误论调，但

卫生部门的表态所导致的不良影响却难以消除殆尽。因为，在“红包”不属商业贿赂的表态背后，其实透露出一种对医务人员的袒护态度，医生难道会读不出来？

　　如果说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卫生部门至今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如果连大药方、“红包”等基本的医德问题也解决不了，就令人费解了。卫生监管部门的不作为乃至袒护，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医德的恶化，也加剧了医患矛盾。

　　必须认识到，不仅居高不下的医疗费用正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药方、“红包”等医德问题所导致的医患矛盾，也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人们希望得到的，不再是卫生监管部门的辩解，而是完善制度，狠下决心，严厉惩处不良医务人员的行为———这或许是目前挽救医德的最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