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著名“职业经理人”之商鞅

　　朱卫东

　　商鞅（约前390―338年），战国时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又名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今河南濮阳）人，也称卫鞅。后来受封于商(陕西商县东南)，号为商君，所以又称为商鞅。商鞅是战国时没落贵族的后裔。

　　商鞅可称得上是古代最为成功、又最具悲剧色彩的“职业经理人”。作为一国之相，尽管是级别最高的“打工仔”，但过去的专制国家与现代的公司不同，只能算是“独资公司”，皇帝或国王是唯一的所有者、唯一的老板。所以即使是最高级的打工者――相，与“老板”的关系，也是地与天的关系。故杰出的相得其善终者较少。只有极少数聪明的相（或谋臣），在“职业经理人”的事业到达顶峰时就溜之大吉，如范蠡。也有超强的打工者取代老板的，如曹操父子、赵匡胤等。而商鞅在使秦国强大之后却遭车裂而死，命运可谓悲惨。

　　商鞅的求职经历未免俗套，某种程度上是靠走后门才得以有机会重用的。但商鞅毕竟既有真才，又有口才，方得秦孝公重用。

　　史书载，商鞅自幼喜好刑名之学，长大后先到魏国，成为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对他很赏识，临死前向魏惠王举荐，说此人尽管年轻，但有奇才，可用之为相，若不用，必杀之，勿令出境。魏王以为公叔痤在说胡话。结果既没有用，也没有杀，而是放他去了秦国。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君秦孝公即位。他立志发奋图强，首先向天下广罗人才。商鞅买通孝公宠臣景监，得到秦孝公的多次召见。商鞅察言观色，多方试探，以三寸不烂之舌，极力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先以“帝道”和“王道”游说，孝公不感兴趣。后以“霸道”和“强国之术”说服了孝公。于是，秦孝公任命他为左庶长，让他主持变法，不久提升为大良造，全面推行新法。

　　作为“职业经理人”，商鞅的创新精神极强，其创新精神和管理能力，使“公司治理”立见奇效，秦国迅速由弱转强。商鞅对旧的制度进行了变革，实行了两次变法，主要内容：一是废除旧的封建领主制（废井田，开阡陌；建立县的组织），把秦国建成一个封建地主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推行农战政策，发展秦国的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力量。同时又迁都咸阳。约过了十年，由于秦国的强大，周天子派使者封秦孝公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向秦国道贺表示臣服。

　　商鞅同样具有职业经理人所具备的杰出的战地指挥能力。公元前340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军拒之，商鞅设计生擒公子昂，击败魏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并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商鞅作为“CEO”有极高的威望，但没有亲和力，缺乏“基层员工”的支持。

　　商鞅开始变法时，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为了取信于民，他在南门立柱“徙木赏金”：叫人在城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承诺“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商鞅见没人相信，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在越来越多的看热闹人中，终于有一个人将木头扛到北门，商鞅则立即赏给此人五十两黄金。秦国举国轰动，相信商鞅是个言出必行的人。

　　有一次，秦太子犯了法，商鞅处罚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割掉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商鞅极不注重处理与旧“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公关意识极差，这为自己今后遭遇极刑埋下祸根。处罚太子师傅，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分之高低等，都使商鞅犯了众怒，把秦国的权贵都得罪光了。结果“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翕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这不是表现商鞅的权威，说明他的仇家太多。

　　商鞅还滥施酷刑，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偷五文钱就要砍掉偷盗者一只脚。从而也使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他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焚烧《诗》、《书》，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等等，负面影响较大。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被贵族报复杀害而“秦人不怜”，甚至不被司马迁以后的许多历史学家所理解。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即遭到政敌的迫害，车裂而死（五马分尸），全家亦被杀害。商鞅的重要政见经后人整理，成《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