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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
1994年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和公民的社会权利状况。在实施分税制后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78%降至44%。
此后，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平均为48%，但财政支出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平均为70%（其中县乡两级财政收入不到全国总收入的20%，却直接担负着80%的民生重任）。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不断减少的同时，支出比重却不断加大。到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55%，但教育事业费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
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最后实际上就是由占大多数的农民负担。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局面。
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一个基本特点是“权力上收，责任下压”。地方政府没有举债、发行彩票、税收立法等权力，严重的财政压力下便是一浪高似一浪的GDP崇拜和“跑部钱进”的驻京办如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而在“跑部钱进”的过程中，隐藏着大量的权力腐败和资金损耗。
责权利不对等的分税体制，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难以落实、“跑部钱进”中大量腐败聚集国家部委等等，都还不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问题在于：农民负担和十多年来老百姓头上的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越来越沉重，而各地方的劳工保护状况却改善甚微。
事实上，不论是教育、医疗乱收费还是住房价格越来越超出百姓承受能力，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不仅是纵容迁就的问题，而且是推波助浪的问题。地方政府往往就是乱收费的幕后操纵者。比如教育，几乎没有哪一个地方政府不是在举全力办重点学校然后将它作为大肆收费的砝码，这样的择校费通常还不称为乱收费；医疗领域的问题几乎和教育问题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有人形象地说，如今孩子的书包里背着全家人的一栋房子！谁要是说这话夸张，我会夸奖他说他的视力真是太好了，炼到了能够对眼前问题视而不见的“无物之境”。住房问题也一样。虽然说地价和房价之间的关系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难解难分，但有一点可是非常肯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推高房价来推高地价！而尚未进入和中央分税篮子的卖地收入，则已经成为很多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有的占比高达70%！傻瓜都会想办法让地价随房价升高，何况政府机关里个个都是人精！中央政府的官员懂得利用分税制、利用“跑部钱进”的缝隙为自己谋福利，并且通过分税制得到的大蛋糕提高自己“为社会理财”的能量（不是能力），地方政府同样也是个理性经济人，同样要增强自己的“发言权”和“含金量”，没有财力，拿什么说话？此等情形之下，让劳工权益暂时让位于外来资本，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了。
既然中央请客要由地方买单，地方也就只能变着法儿打“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主意了。
94税制已经过去12年，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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