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问责体系亟需转型

　　国家审计署近日发布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公布了42个部门、单位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

　　北京铁路局1.64亿元建酒店、文化部违规收费过亿元、教育部4771万元考试费未上缴……审计结果的公开发布，使得公众在对审计制度公开透明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产生了某种焦虑与疑惑：为何审计年年有，问题依旧多？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在审计本身，而在于审计背后的问责体系建设。

　　传统审计问责体系的第一大转型，应是从行政问责转向法律问责。相对于法律问责，行政问责带有太多的弹性或不确定性，容易留有操纵空间。加大法律事后惩戒在审计中的介入，能够起到足够的事前威慑作用。

　　

审计问责体系的第二大转型，应该是从组织问责走向个人问责。在审计报告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某某行政部门挪用资金、违规收费”等等。尽管近年来对于个人责任追究的数量在提升，但质量却未有突破———相对动辄数以亿计的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一两百人受到追惩远远不够。

　　实施全面问责一个最起码的必要条件，就是“法无例外”，即应坚持权力与责任相对应的原则，确保所有相关责任人都受到应有惩处，

　　最后，审计问责体系的第三大转型，来自行为问责到后果问责的突破。用公款炒股、考试费不上缴，不过是“行为过错、影响不好”，但按照后果论，其巨大财政款项挪用甚至“失踪”，已经深刻危害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政府运作的有效性，更带来各要害部门违纪违法行为的普遍存在。

　　行为问责与后果问责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行为问责是前提和基础，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快速反应方式，而后果问责为进一步的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扫清障碍。

　　从行政问责转向法律问责，是问责程度的加深；从组织问责走向个人问责，是问责范围的扩大；行为问责到后果问责的突破，则是问责效率的提升。扭转“审计悖论”需实现问责三大转型，才可能扭转目前审计与问责脱节的困境。（文/毕舸）

　　能否先推出“生活负担指数”

　　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幸福是什么，估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但即将推行的幸福指数却偏偏要逼着你回答———“你幸福吗？”问题问出来了，但按照我的合理想像，这样的问题通常都不会得到什么乐观的回答，尤其是那些在高

房价、高医疗费、高学费下负重前行的普通人。他们关心的是房价会不会降、医疗腐败能否得到遏制、小孩上学的费用能否降下来……这些问题好像与“幸福指数”无关，但却实实在在是老百姓面临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虚无缥缈的“幸福指数”离百姓的现实生活太远了，也许只能成为一些地方粉饰“经济发展成就”的工具。如果统计部门真的有心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并希望通过统计数据给决策部门提供参考，那么，请先推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指数，或让现有的一些指数尽量贴近百姓生活实际，好吗？

　　比如说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我始终搞不明白的一点就是，统计部门为什么一直把房价排除在统计之外。统计部门的解释是，买房很多时候属投资行为。但常识告诉我们，买房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生中最大的消费，最大宗的消费都进不了CPI的统计范畴，这样的指数又怎能不跟百姓的实际感受产生巨大差异，又怎能起到为决策部门做参考的作用？此外，在一些最能反映民生的领域，也迫切需要统计部门推出一些生活负担指数，以作为有关部门决策的参考依据。比如说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在医疗和教育费用越来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今天，统计部门能不能推出“医疗负担指数”和“教育负担指数”，以此来衡量一个地方人们的生活状态。再比如说在国外已经司空见惯的“税负痛苦指数”，我们的统计部门是不是也能“进口”一下，以此来反映税负的沉重与否，现有的个税起征点是否合理等等。

　　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幸福”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种

奢侈品。负重前行的人们，需要的也许并不是一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幸福指数，而是切实反映他们生活负担的“生活负担指数”。这一点，统计部门不能不三思。 （文/易其峰）

　　热点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