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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先
当公众对“徐工并购案”和新近的“苏泊尔并购案”的讨论莫衷一是时，我们的邻国印度却已经在用一连串的外资并购审查行动给出了答案：它支持外国直接投资，但这种直接投资必须是国家经济安全下的“能增加经济活跃性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投资”；否则，其一连串的并购审查会直接或间接告诉你：一切免谈。
一直以来，虽然中国和印度都被看作是世界新兴经济力量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样板，可与印度在对待外资并购过程中采取渐进式共识改革策略不同，中国过去似乎一直采用的是一种较为激进的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和支持竞争的外资并购策略。
无疑，中国这种近乎全方位开放的外资并购策略在我国经济转型期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被一度证明是可行的。可随着我国经济的深层次发展和结构调整，这种失却“国家经济安全底线”而任由地方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开放”策略，与印度的相比，越来越显示出其忽视国家安全利益的弊端，而外资近几年的“斩首性”并购频频得手、原中资品牌控制权旁落，以及被并购企业工作机会减少，即是明显例证。
正是在此背景下，为了纠正外资并购过程中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并购行为，中国出台了自己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尽管这个规定仍存不少制度瑕疵，甚至在某些方面因规定的过于粗疏还容易造成新的权力寻租，但客观说，《规定》毕竟对最受国人关注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界定，并规定了相应的保障程序，从而局部解决了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企业利益脱节的现象，特别是其规定的严格外资并购审查程序，与印度的渐进式共识改革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处，值得肯定。而正在酝酿且在不久后即将出台的细节规定，也反映了商务部等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规定》之弊，具体严密法网的工作已在陆续进行中。
对比与我们情形有点相似的印度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我们会发现，在局部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发生碰撞时，原来最慷国家经济安全之慨的可能是我们，而不是有自由国度之称的印度和美国这样的所谓民主国家。譬如在印度，不仅是明显的危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会被否决，而且即使是导致竞争减少、工人失业等这样的不能增加经济活跃性的情况，基本都会被印度相关部门以安全原因否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类似“徐工收购案”、“苏泊尔收购案”这样备受争议的外资并购案件在中国发生，可却很难出现在同属发展中国家且同为鼓励引资的印度身上。原因很简单，印度在外资并购过程中既有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体制和特有的国民“国家安全观”，会让所有想对印度渐进式共识改革策略下的外资并购进行法律或道德指责的人士闭嘴。
譬如当下正炒得火热的这起外资收购案，如果这是发生在印度，不用像中国这样出现业内企业结盟反对，只要出现了民间反对的些许声浪，恐怕其漫长的司法审查程序就已够冀图并购的外资喝一壶的了，如果再有行业协会站出来说几句话、专家质疑一下，那这个并购的结果就更加难测了。不能否认，印度的应对外资并购经验或许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更谈不上完美，其在很多方面甚至还夹杂着许多政治选举和民族情绪的成分，但这并不防碍我们去学习其在处理外资并购时的那种不退不缩、直面其难的、国家司法和行政几乎同时响应的国家经济安全机制。
法律的生命力终究在于执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即将于9月8日正式实施，新《规定》要发挥作用，终究还要靠相关部门坚决并自觉执法，而印度在对待外资并购过程中，成功地将“能增加经济活跃性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投资”作为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的标准之一，并灵活运用，无疑将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
（作者单位：北京市赛德天勤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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