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坚持底线放软身段

　　西风

　　近来，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财长保尔森等高官都通过不同的场合表达了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立场。

　　事实上，早在去年10月份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金融高官就口径一 致地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特别是自美国新财长保尔森上任以来，这一策略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

　　美国政府这一立场的转变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现实意义。首先，经过长时间对人民币升值的舆论“轰炸”后，中国并不为所动，美国并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这为策略转变提供了条件。其次，代表金融资本利益的保尔森就任美国财长后，在对华策略上与产业资本出身的斯诺略有不同，保尔森敦促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显然契合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倘若敦促富有成效，中国金融开放（指超越中国入世承诺的边界）对美国来说，其获得的利益要比简单地要求人民币升值可能更要实惠。

　　因此，不论是从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的讲话，还是从财长保尔森不遗余力地敦促看，美国财政金融高官实际上要求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是否实现在入世协议上的承诺，而是希望中国突破入世承诺的边界，变成为一个彻头彻底的金融自由“角斗场”。

　　那么，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到底应该如何？笔者认为，至少需要把握好两条底线：

　　首先，切实履行中国在入世时的承诺。在这一点上，中国实际上基本能够、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承诺底线地兑现了承诺。如在入世协议上，中国并没有在

证券业领域做出过明显的承诺，然而，实际上，中国已经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证券业，前有高盛高华，后有瑞士银行进入北京证券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无疑是有所突破的。

　　其次，继续开放金融市场需要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程度、金融体系改革的力度以及金融机构发育状况等相结合，不能脱离

中国经济、金融市场本身的承受力而进行超前性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市场建设等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目前看来，利率仍然处于市场利率与管制利率共存的并轨制下，金融市场尚无法达到完全市场化，这时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将不利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同时，在金融机构竞争力不强、业务还处于分业经营的阶段下，外资银行的过度进入可能会使中资银行陷入一个不对等的竞争环境，这与中国对金融机构改革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另外，金融开放要与金融监管相协调，外资金融机构事实上的混业经营将使得目前国内的分业监管变得被动。

　　因此，在目前金融市场建设、金融体系改革和金融监管等还需要深入改革的转型形势下，过度的、超越入世承诺的开放对中国金融市场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在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把握上，笔者认为，最容易带来分歧的可能并不是开放的力度和诚意，而是市场准入的方式和监管方式等。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习惯于使用行政色彩较浓的市场准入政策和监管政策，如最近

银监会出台的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明确了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和外资银行公司在华业务上的差异，这虽然在国内语境上看无可厚非；但在国际语境下，这种市场准入管制方式很可能引发一些争议。因为在国际上，对外资银行子公司与分支机构在业务范围等方面的差别化对待并不很普遍。

　　同时，中国在进行宏观调控中，也经常把商业自主化较强的信贷作为一种窗口指导对象来看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外界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度或市场度不够的假象。

　　另外，关于对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的比例限制，从国家发展金融和保证金融资源控制权的角度上看是必须坚持的，但这种明显刚性的做法可能也会引起非议。因此，有必要在这方面做些灵活变通，如通过制定进入程序、实行安全危害审查等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和效果。

　　总之，在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上，中国应该也必须坚守底线，为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平稳推进创造条件；同时也可以改变目前一些显性或刚性的限制条件，变成更加市场化的限制规则，这一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虽然这些国家对外资进入关键领域提出了种种限制，但这些限制运用得很巧妙，基本上都是市场表面自由下的软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