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低就业的“中国特色”

　　刘晓忠

　　近年来，中国呈现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就业弹性系数不断走低的特征。就业弹性系数从九五期间的0.13下降到了十五期间的0.11，即GDP增加一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0.13或0.11个百分点。这一情况在2005年更加突出，去年的就业弹性系数为0.08。

　　一般来讲，经济增长导致就业弹性系数走低在发达国家比较典型，因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技术上生产自动化的全面普及，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和低附加值工序转移，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系数的负向关联不断凸现，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这种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系数的弱相关性甚至负相关性曾被人们称为发达国家的“富贵病”，也就是说穷国得不起或得不得，因为发达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为其国内居民提供各种社会救济、福利和低成本甚至免费的再就业培训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不至于由于高失业等原因而触发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于中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就业状况，目前国家统计局给出了相应的答案，即由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第一产业就业人员逐年减少、企业改制关闭破产以及人才素质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等五大因素造成。这些因素都很好地回答了目前高增长低就业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对于高增长低就业问题仍然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中国目前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就业率格局与中国就业统计方法和统计覆盖范围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就业率的统计主要针对城镇就业人员，农村就业状况实际上并不在正式的统计范围之内。而广大的农村恰好是就业供给大军的主力，其供给渠道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正规的教育渠道，如高校扩招加速优秀农村户口向城镇户口的转移，而在就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事实上的进入壁垒情况下，这部分群体就业难度不小，提高了失业率;二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并不以融入城市为其最大目标，不需要完全承担安居城镇的负担，对工作环境也不太挑剔，因此其期望薪酬和生活成本相对于城镇适龄人口要低。因而，大量廉价农民工给城镇人口造成了巨大就业压力，也就变相推高了城镇就业率。另外，就是盲目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大量农业人口被动向城市化转型，提高了城市失业率和就业压力。

　　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使得目前国家统计意义上的失业率受到了劳动力流动的连锁冲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目前高增长低就业率是之前隐性失业或统计外失业的一种正常反映。如果把农民工（主要指服务于贸易企业的农民工）统计在内，

中国经济的就业弹性可能并没有目前统计上所体现的那样突出。

　　其次，高增长低就业格局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越来越依赖于投资引擎。从投资的角度看，目前分为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两种；从政府投资看，随着政府逐渐由直接的市场经济参与主体转向间接的调控主体，政府的投资也逐渐转向于基础型、公共型领域，这些领域即便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也是一种短期的随机的就业机会，且这些投资领域也具有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特征，对就业的贡献有限。从企业投资看，进入本世纪以来，重

化工化成为了工业投资的主导性特征，这些领域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对就业的贡献有限。一般性的制造企业这一阶段虽然也投资活跃，但投资集中于技术升级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对就业的需求也相比以前要低。因此，从投资的角度看，由于投资领域的变化，投资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相比以前要少许多。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经济结构和分配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越高，这种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发展格局就难以得到有效改善。由此可见，中国的高增长低就业并不等同于发达国家的高增长低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