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稳定指数递减看公共服务缺失

　　□邓聿文

　　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研究员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中，选取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一组指标体系，概括并反映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平衡现象，这需要我们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特别加以注意。其中，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难以乐观。从1979年到2004年26年间，中国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1.7%，社会稳定指数则年均递减1.1％。

　　在朱庆芳的研究里，社会秩序指数由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 指标组成，社会稳定指数则由通胀、失业率、贫富差距、城乡贫困率等指标组成。可以说，这两个指标既与经济发展有关，又事关民众安全和民生状况。现在，社会秩序和稳定指数的下降，显示了居民的社会不安全感在逐步上升。

　　事实上，零点公司在2005年岁末对居民生活调查结果也显示，我国居民的社会安全感从2003年至2005年已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更是大幅下降。在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中，农村居民忧心财产安全，城镇居民则更多地担心恶性犯罪事件的增加。

　　社会秩序和稳定指数的下降及居民不安全感的上升，突出地反映在与民生相关且能体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公共服务领域内，而政府未能很好承担起自己的职责，这一现象的背后则反映了我国社会政策的缺席。所谓社会政策主要是指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为直接满足人民的社会或福利需求而制定的政策，它包括社会保障、就业、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和教育政策等。

　　在目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与市场平行的都有一块社会政策，而我们过于重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应当看到，在人均收入提高以后，人们在教育、医疗、文化方面的公共需求在大幅度提高，人们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公共需求也在大幅度攀升。但是，由于社会政策的滞后以及某些经济政策忽略了社会影响，从而造成了社会政策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失衡，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发展总支出所占比例不高。从历年看，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绝对额虽有很大提高，但比例仍很低。从总支出看，不算教育和卫生支出，人均社会发展支出只有1100元，而用于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出则高达90%左右，人均达9500元。

　　社会发展总支出比例偏低影响了居民的

生活质量与水准，也满足不了居民的需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改革后一段时期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有关，但更多的是由我们对社会政策的认识偏差所致。过去，我们总以为只有经济政策才具有生产要素的功能，社会政策主要是用来维护社会稳定，充其量再加上一个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不可能推动生产发展。这种认识应该说是片面的。如果说经济政策决定如何生产和如何获取最大利润，那么社会政策则是决定在何种条件下进行生产，如何在利润被使用时获取更多的益处。所以，从本质上讲，社会政策不是花费或奢侈，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产性因素，它不但不会阻碍反而完全可以推动生产发展。

　　正是基于上述错误认识，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障太弱，使得人们压低了消费和减少了需求。反过来讲，低水平的消费又制约了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进一步说，经济不振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人失业，导致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前景产生了不确定性，也就更不敢消费了，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要打破这种怪圈，仅靠降息和企业裁员等政策措施恐怕很难奏效，必须重视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总之，经济政策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经济政策而忽略了社会政策，或者以经济政策取代社会政策，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是一个具有安全感的社会，让民众拥有充分安全感是

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和谐社会提出以后，我们更应当从过去侧重于经济政策向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并重方向转变。尤其是在当前政府的公共服务远跟不上民众的公共需求的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构筑起一个更宏观的社会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