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监管重在执行

　　李季先

　　实际上，就《指引》的具体规定来看，若没有相关部门的执法配合，即使是一般“执行”起来都难，就更别提什么“执行到位”了。一方面，作为自律性监管体系的一部分，由深交所发布的《指引》只是一个相对约束各市场主体，譬如上市公司、券商等的内部自律性规范，其本身并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外部性”特征。因而《指引》的规 则效力不能也无法及于其他公共媒体、上市公司大股东等“外部”主体身上。这直接导致了一些规定，如“其他公共媒体披露时点不得早于指定媒体”的原则规定，在实践中可能无法执行。另一方面，《指引》自身的规定也比较粗疏，行为界限界定不清，像何谓通过未公开信息谋取不当利益等就属此例，再加上其法律上的“位阶”较低，无法单独执行，而必须仰赖于中国证监会等相关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的配合。

　　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管理部门维护“公平披露规则”靠的是对上市公司提起“执法诉讼”。但在我国缺少相应司法制度的情况下，要想保证深交所发布的《指引》具有有效性，得到切实执行，显然除了有关部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严格监管外，还必须开辟第二条道路。具体来说，就是要从《指引》所涉及特定主体的主管部门上找突破口，争取通过建议由中国证监会牵头进行部门联动立法来解决《指引》的执行难问题。同时，要充分发挥《刑法修正案（六）》对上市公司或相关人员选择性披露的最后“裁决法”作用。当然，对于《指引》中即使通过联动立法也不可能得到执行的条款，譬如公共媒体披露问题。由于牵涉媒体“地方化”的深层次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对这样的问题性条款如果不能删除，就要好好修正并加上适用的前提条件，以限制其适用。

　　总之，就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而言，要做好

中小企业板公平信息披露监管，除了尽速建立中国自己的执法诉讼和民事赔偿诉讼之外（这是治本之策），一般认为，中央政府部门间的“常态”联合立法和联合执法往往更容易发挥作用，也更容易收到预期的监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