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不良贷款要重实效

　　尤旭东

　　根据最新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末，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827.2亿元，比年初下降435.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7.5%，比年初下降1.1个百分点，不仅总体上保持余额和比例“双下降”的趋势，而且实现了各类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全面“双降”。

　　出现这样好的势头，诚然值得高兴。不过，我们千万不能以为从此就万事大吉了。须知，这是在有关方面将不良贷款的“双降”作为考核目标下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交出的一份答卷。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来看，一旦有了这样的考核目标，对不良贷款的控制就很容易演变为数字游戏，演变为重形式轻实质的走过场行为。比如，通过多放贷、甚至通过票据贴现空转来“扩大分母”，降低不良比率。再比如，对于行将到期而且注定逾期成为不良的企业贷款，通过引入中介方资金，做“还旧借新”的处理，从而将坏账风险挪到下一年，进而维持表面的繁荣等。这样的把戏在当今的银行界已是司空见惯，因此，单纯看表面上的数字“双降”，容易忽视银行经营中的潜在风险。

　　应该看到，目前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的制度和环境因素并未完全消除，银行控制不良贷款的任务依然很重。在现行的投资体制下，地方政府往往好大喜功，结果造成行业过热、产业结构失调、生产能力过剩，从而给银行带来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在那些贷款行业集中度高的银行中更为突出。再比如，国有

商业银行近几年对不良贷款的集中剥离和处置客观上促成了人们的“赖账受益”思想，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社会信用环境，银行也将不得不继续面对企业和地方政府逃废银行债务、地方保护等风险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从银行自身来说，内部层级过多，总行对分支机构的管理仍然存在一些漏洞，其最终的结果也会表现为不良贷款。

　　事实上，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与不断曝光的巨额银行诈骗案一样，属于体制性难题。银行信贷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造、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内部控制机制的强化刻不容缓。简单化、表面化的数字监管，让位于针对体制沉疴的改制式监管，应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