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砍价权照样还挨宰

　　马红漫

　　最近一则关于医院看病可以砍价的消息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据报道，在江苏宿迁，病人看病住院与医院进行讨价还价已经成为惯例，一个广为报道的例子是阑尾炎的手术费用从3000元，通过砍价，最终以800元“成交”，减少幅度高达到73％。

　　由于江苏宿迁是中国医改的地方先行者，以其激进的“卖光”式医改而闻名，因此有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当地的激进医改，使得医院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患者的话语权因此而增强，看病砍价就是这一改革积极效果的显示。

　　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对于医疗价格过高的问题，各界提出了很多操作建议，如行政性限价、招标采购制度、彻底取消医院加价权等等。然而，从经济学理论来看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基于医疗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无论是病患自身话语权的强化，甚至行政力量的直接约束，都很难从根本上控制医疗价格。

　　根据消费者在购买前后拥有信息的不同，经济学将产品或服务分为三类：搜寻品（服装、食品）、体验品（比如理发、美容服务）与信任品。所谓信任品就是即使在消费之后也很难辨别其质量，只有借助专门的技术标准或专家才能予以评估的产品，医疗服务与一般产品或服务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由医生提供的高度专业化的服务，是典型的信任品。

　　由于医生比患者掌握更多有关医疗服务的质量、价格等方而的信息，甚至治疗效果也是由医生而非患者评价。而消费者大多数情况不知道自己是否患病，患了什么样的病，一旦患病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就诊，接受什么样的治疗以及支付多少费用，治疗结果如何等。这就决定了在医疗服务市场上怎样治疗、治疗多少和治疗结果如何都是由医疗机构和医师而非患者决定，医疗机构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来谋求自身利益，从而引发医疗服务市场上的道德风险。

　　这种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即使改变了供求关系，患者有了砍价权利，也无从改变被动挨宰的境地。因为医生完全可以通过调节用药品种、剂量，夸大病情等方法获得高收益，而患者根本无从了解其中的价格决定因素。砍价只会导致医患之间互相不信任度上升，医疗矛盾增加。

　　事实上，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问题，弱势一方即便获得行政手段的支持，如直接冻结价格，也无法获得根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尽管该国的医院实行了统一的收费标准，但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或者说是为了不被医生的专业知识所隐瞒，患者便以“红包”的形式挑选自己喜欢的医生，据日本《现代周刊》披露，日本医生特别是外科主刀医生收受“红包”非常普遍，由教授级医生主刀的“红包”为30万到100万日元，副教授级医生主刀的“红包”为10-30万日元。

　　因此，破解医疗价格虚高的关键并不在于给予患者砍价的权利，而应采取其它措施：一是破解医疗高收费的体制源头，也就是财政投入缺失导致的“以药养医”的顽疾；二是通过建立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比如借鉴美国经验，引入医疗类商业保险公司等介入价格判断，从技术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