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暂行规定”同一改革指向

　　鲁宁

　　有段日子未涉及干部体制改革的选题，本文正好“逮”住一条重要时政新闻议一议。

　　近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布针对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任职回避、任职交流的三个暂 行规定（以下简称“三个规定”）。“三个规定”就其内容都属于党内规章，本周一，由国内各级党报同步全文向社会公布。民间受长期形成的“习惯思维”左右，对此几乎未予理会。可海外媒体，却纷纷抢在第一时间就此作出积极和正面的反应。

　　“三个规定”看似只关乎党政领导干部，其实不然。它所带来的改进，最终会影响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福利改善”。

　　国家有别，政治制度就会有差异。但若对制度作宏观考量，不同的政治制度都是与百姓生活最密切的国家制度。中国叫干部，外国叫官员，选官、用官的制度又是政治制度中最主要的“制度分支”。所以，公民社会于公民的基本要求，积极参与政治民主，是行使公民权利，承担公民责任的题中之义。一个合格的公民，可以不当官，不从政，不加入党派，但不能不关心政治。因为关心政治不光是公民素质考量，而是关心自我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如此叙事也许有些抽象，换一种叙事方式，不妨以民众痛恨的官场腐败为例思考，腐败久治难愈，恰恰与干部制度长期存在的积弊大有关联。而腐败所减损或的又恰恰是咱们老百姓直接或间接的个人福利。

　　仔细通读“三个规定”，的确可以读出许多改革的新意和善意。先说“三个规定”的出台依据，宪法、党章、地方人大及地方政府组织法、

公务员法、干部选任条例依次排序。排序变化反映形式变化，形式变化亦是可喜变化，背后则透出意识的变化。再是适用范围的扩容，适用于从中央到县的四级党政机构、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的正职领导成员。还有，明确限定上述正职最长任职年限为十年。这是继1980年代中期在中央和省（区、直辖市）设置“中顾委”和“省顾委”，以及1990年代前期邓小平等主动退休之后，执政党在逐步破除“干部终身制”方面所做出的又一个历史性突破。此外，限定任职年限的另一条“补充”也特抢眼，这就是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以15年为限。这是一个走得更远的突破，举个例子，一个干部做6年处长、4年县长、5年县委书记，在县处级累计做官满15年，要么继续提拨，要不就不再安排县处级官职，改为“对其工作予以适当安排”。细品此条硬杠杠，虽说离“干部能上能下（不做官改做民）”尚有不小距离，但毕竟在朝此目标迈进。篇幅所限，“新意”无法穷举。但还有一条当挑明，即上述改革并非单纯的外力推动所致，亦是执政党顺应时势与社会变化之现实而主动为之，亦为改善并加强执政能力的紧迫之举。

　　通常所论，稳妥推进政改，从宏观层面讲要满足三大条件：一是意愿；二谓实施意愿所面临的诸多约束条件；三乃经济实力。条件一反映为能否审时度势，条件二讲政改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三强调万一出现“波动”时控制局面的经济基础。上述“三大条件”对政改推进者如此，对外界观察中国政改的可能走向也是如此。假如上述个人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再联系到眼下已经启程的省至乡镇四级地方班子换界选举种种扩大党内民主的新尝试，以及官员考察选拨过程逐步扩大外部监督的若干新举措，我们就能大体分辨出当下以及今后一个时段内，政改走向的基本向度以及主要的发力点。

　　改革的经济学诠释就是利益调整，事既如此，就该考虑具体改革举措推出后的承受度。保持渐进节奏，步子力求稳妥，是为理性选择。以上“三个规定”，同一改革指向，值得人们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