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改先要强化“内功”

　　谭雅玲

　　面对当前国内经济过热中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国际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调整艰难中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将从风雨飘摇无阻变为狂风暴雨考验，来自内部与外部交织的挑战局面将会扩大。

　　理性审视自己和别人

　　综合国内外形势看，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基础问题———阶段与背景，特别是效率速度是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基点。我们必须清楚一个事实，各国发展阶段与背景的差别，使我们当前面对的汇率改革需要更多实际数据的分析判断，并特别需要以国情作为基础，理性评估价格水平与预期。

　　目前全球不均衡是各个方面利益的积聚点和矛盾面，而这种不均衡的根本原因以及难以解决的根本因素，包括我国汇率改革的复杂性就在于———全球经济金融周期差别和发展阶段差异，进而产生经济形势、政策预期的不均衡性错配，市场价格指标的差异性错位。从我国人民币角度看，有一定程度上的压力来自内部的不理性和不实际，内部结构因素是促成人民币价格预期和预期压力的核心。

　　其一，发展背景和阶段产生的差异和问题。仅从我国与美国的差别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模式为供给型，经济模式结果是资金积累、财富积累、实力积累，是“挣钱”经济模式；而美国是需求经济模式，经济模式结果是扩张财富、投资消费财富、强化实力，是“花钱”经济模式。两者之间发展阶段和背景的差别，使我们之间的货币价格基础完全不一样，更何况货币模式一个开放型，一个封闭型，一个绝对主导货币，一个并非国际货币，其价格之间可比性在哪里？

　　其二是发展规则的差异。发达国家是一个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也是经济金融模式和经济体板块的推行者，我国资本市场形成的规模、发展的阶段、规则的制定、板块的形成是延续发达国家而来。因此这个层面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推力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正视改革结构问题与改革代价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积累的一些基础实力，当前应该面对问题，拿出勇气，下大力气，努力解决问题与矛盾，并且必须清楚解决这些矛盾或问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包括经济可能的损失、社会可能引起的不稳定、行业可能引起的破产或低收益，但是这是必须走的一条路或一个阶段。

　　思考一：贸易改革的沉淀与发展

　　近8-9年的时间里

人民币汇率上下不同走向的焦点依然是贸易问题，然而我们并没有解决多少，更多汇率博弈或贸易争端核心依然集中在贸易结构问题上，即贸易规模远大于贸易收益，正如有人指出的我们的贸易顺差并不代表贸易利润，我们贸易数量大于质量的局面没有根本性的改观。我国贸易结构和实力缺少基础，贸易顺差并非代表贸易利润。近几年国外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贸易限制措施和贸易壁垒不断增多，这本质是我们自身的低效积累所致。

　　思考二：经济结构改革效率与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改革处于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前景和当前状况既存有自身不确定的影响，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不得已而延续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经济模式和金融架构，使我国经济机遇与问题明显的表露在世界面前，国内与国际两个经济模式和市场价格的推进，使我国经济面临高增长、高消耗、高投资、高规模与低效率、低产出、低循环、低收益现象愈加突出，进而目前所出现的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争论并非毫无根据，有值得认真思考甚至深刻反思的问题。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许有时更多来自外部因素推进，缺少内部自发经济基本因素促进，更严重逆向国际趋势而行。因此，我们需要用智慧解决这类问题，以现有体制背景的条件解决经济总量与质量、贸易总量与利润、投资支出与收益，以新的管理和考核模式促进经济结构的有效改变。

　　思考三：金融改革效率与进度

　　从人民币预期或升值压力看，未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关键在于增强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强化金融综合战略规划，其中应包括对商业银行改革问题的关注。我们的银行改革不能只唱赞歌，规避或视而不见问题，这样将积累对银行的长远伤害，不可小视。外国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将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列为人民币不支持的重要因素，我们自己更不能忽略。目前我国市场化的改革、创新和发展依然具有明显的官本位行政色彩，无论国有银行或企业股份制改革，或资本市场股权分制改革，或经济金融理念或实践改革，都存有明显的政府色彩独断性或垄断性，这不仅影响市场化手段、产品或效率的体现，而且有时也使行政体制与市场效率处于低水平、低素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影响金融改革的效率，浪费着改革的时间或精力，这需要我们有效解决，否则面对2006年的入世全面开放，我们的金融压力或风险是不可轻视的。因此，我们当前面对人民币问题，似乎更多在于从根本解决问题，其中或许是对经济增长水平形成阶段或周期的短期伤害，但积累的却是长期的利益与收效。

　　笔者不赞成

人民币升值，因为我认为这与我国的国情、国力不符合，即使我国经济总量、外汇储备或外贸顺差等因素，或是形成支持人民币升值的“依据”，但我们基础和实力并不真正具备人民币升值的条件，尤其是市场化程度尚未成熟与娴熟，毕竟三大经济体———美欧日至今没有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何以以市场经济理由要求我国汇率市场化或简单升值。我国短期汇率相对稳定性、窄幅波动或许有利于我国金融改革的调整与积累，而且一定程度上应有贬值策略的实际需要，这不仅是当前国际货币汇率的一种趋势，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或金融改革需求。从我国整个汇率改革配套来讲，人民币

汇率制度应该加大利率手段的调节功能，强化利率调节频率与幅度。利率市场化是汇率弹性与浮动的一个先决条件，其中银行商业化是一个保障（银行不是官员化、行政化），产品多元化是一个基础；尤其是面对国际市场主要货币利率上升趋势，我国也应该转变思路，在顺应国际趋势中选择自己政策的新突破或新思路，应该强化与最终实现利率自由化为短期目标；因为利率既连接投资，也影响消费，既牵动发展，也约束冲动（投机），既是国内问题，更是国际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金融问题。当前无论对国际或国内外汇市场而言，利率都是投资组合的敏感“神经”，也是宏观微观经济调控和推进市场经济活力的手段。同时我国汇率改革应考虑在现有基础上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是否可以考虑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扩大到1-3%、3-5%，逐渐扩大和循序渐进的增加汇率弹性，以市场流动、需求状况来把握人民币价格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从汇率市场化看，面对国际市场投机因素对价格的推波助澜，扩大价格浮动空间不仅使投机押注人民币升值难度扩大，也有利于国内市场理性投资抉择，减少人民币价格的敏感度。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结果，但单纯预期人民币升值也不是一个贴切的论点。从短期看，一种汇率机制的行之有效，不仅要适应本国贸易和金融市场的需要，而且还要注重保护本币少受冲击，适时调整和不断完善；从长期看，一种汇率机制的切实可行，要随国际经济的变化和金融条件的转变而调整，一成不变的机制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汇率机制要视情况而变，视情况而动。在付诸实施汇率机制的过程中，汇率的变动也是在所难免的，汇率的升降应通盘衡量其利弊，以使汇率机制始终处于顺畅运行，而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或将影响降至最低限度，形成较稳定的汇率机制，以适应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