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性过剩”为哪般

　　■观潮

　　傅勇

　　流金似火的七月里，大学校园失去了惯常的喧哗。413万高校毕业生在这个躁动的夏季被推向了社会。这个数字比去年增加了75万；而即便按去年72.6％的就业率估计，今年找 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至少也在百万以上。

　　在一份教育系统传达的研究报告中，这些天之骄子“一夜之间”却成了“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是，中国的大学生真的多了吗？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各类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仅占5％，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为25％以上。显而易见，我国人才缺口还不是一点，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更多的高学历高素质劳动者仍是相当长时期内的目标。因而，从总量上来说，我国目前不至于会出现大学生失业才对。

　　那么，中国的大学生是怎么过剩的呢？

　　落后的就业观念似乎成了罪魁祸首。“他们为什么不去做普通劳动者？”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日前就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这需要广大毕业生尤其是家长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

　　与生活中的直觉不同，经济分析通常拒绝从主观上找原因。因为，说学生和家长的观念发生了系统性偏差，无异于说他们是不理性的，这有悖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实际上，在毕业即失业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背景下，把这个现象归结于学生和家长落后封闭的就业观念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北大才子陆步轩走投无路之际在西安街头操刀卖肉已是家喻户晓的故事。

　　所以，我们还需要找出大学生“非自愿失业”的客观原因。而这些客观因素，正表征了社会中的一些深层隐忧。

　　首先，大学生过剩折射了

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非典型性”特征。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奥肯法则，即经济增长1％通常会带来2%－3％的就业增长。众所周知，这一在西方屡试不爽的经验规律受到了中国的挑战，而大学生失业则只是把奥肯法则的失灵延伸到了高素质劳动力领域。

　　其次，大学生过剩折射了高等教育成本高昂。上大学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是投资就要有相应的回报。数万元的学费，加上寒窗几年的机会成本，使得让大学生们同一般劳动者混在一起竞争是不现实的。

　　再次，大学生过剩折射了高等教育市场的失灵。与基础教育不同，上不上大学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如果高等教育市场是正常运转的，那么，就不应该出现大面积失业这种“非均衡”状态。反过来说，大学生供过于求表明“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受到了严重的牵制。

　　高等教育的市场失灵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高等教育供给的垄断。在这个格局下，实际上，许多高等教育供给根本就不是有效供给。比如，现在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一所师范大学，以前是专科，现在大都转为本科，而这类大学生的就业率通常达不到50％。在西方，专门的师范大学少之又少。

　　其二，高等教育需求的信号失真。合理的市场必定是信息通畅的市场，而现在的大学和教育部门都有很强的激励误导学生和家长。为了提高就业率，营造高等教育“供需两旺”的假相，同时用就业率支撑现行高等教育模式的“成功性”，教育部门和高校很容易达成合谋。一些高校甚至要求毕业生必须提供就业协议书和就业接收函，否则不发放毕业证；个别学生为了拿到毕业证书，甚至找学校附近小店随意“签约”。这远不是什么正常的现象。

　　最后，大学生过剩折射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较低。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对自身的能力没有信心，不愿意承担风险从一个较低的起点开始工作。这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外资企业的竞争不可谓不激烈，然而大学生仍然趋之若鹜。其实，大学生不愿成为普通劳动者是因为普通劳动者的上升通道并不流畅。毋庸讳言，现实的很多体制尚不健全，缺乏基于能力的选拔考评机制，裙带关系影响巨大。正是由于这种社会流动性的僵滞，所以起点就格外的重要。大学生不想同普通劳动者混在一起，因为一旦混在一起就很难分离，即便你是有能力的。

　　因而，面对大学生失业的愈演愈烈，有关部门或许不应急于推脱责任，认定病根出在其就业观念不能与时俱进，而更应该思考这种现象所折射出的重重社会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