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改投票失利后深发展董事长纽曼接受采访

    记者 杨光明

　　(法兰克·纽曼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曾先后担任美国富国银行执行副总裁和首席财务官、美洲银行董事会副主席和首席财务官。1993年至1995年，出任美国财政部美国金融首席秘书、副财长，负责制定金融政策、美国全国性银行的监管等工作，目前还担任华尔街日报发行商道·琼斯公司的独立董事。)8月2日下午，在深发展大厦董事长办公室记者如约见到了深发展董事长兼CEO纽曼，这是他在股改投票失利后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在半个小时的谈话中，他几次表示希望两类股东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以便在下轮投票中顺利通过股改。这与他此前的多次表态有所不同。7月17日投票前，他多次声称当时的方案已经是最好的方案。股改投票失利当天他甚至称，3个月后也许会拿出同样的方案。他同时表示，在8月18日半年年报披露前，很多问题不便多谈。在此之后，他愿意再找时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可以更自由地畅谈更多的议题。

　　希望两类股东达成共识，方案可能都不满意，但又都可以接受

　　记者：深发展股改方案未获通过，今天看来，你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哪里？中美文化、理念上的差距对投票结果影响大吗？

　　纽曼：我并不认为方案未获通过是中美文化、理念上的差异所致。银行的处境很尴尬，对两类股东都没有控制能力，然而我知道什么是对银行最好的。我们要通过股改，然后募集资金，寻求发展。但股改要两类股东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通过。实际上最后看到的统计结果，同意票比反对票多，其中投支持票的散户比机构多，许多基金公司投了反对票。而如果投票的机构投支持票，与投支持票的散户一起则足以获得70%的支持率，从而可以使股改方案顺利通过。根据

　　银行就像住在一间租来的有两个房东的房子里，房子出了一些问题，我想要进行修理。而证监会却说目前还不能修，要等到两个房东都同意才行。我不能左右两个房东，他们是房子的主人。但现在我住在里面，当然希望能够修好房子。我对两类股东的对与错、好与坏不作评价，只知道怎样做才是对银行整体有利的事。

　　银行处境尴尬，就像住在一间租来的有两个房东的房子里

　　记者：到今年底，如果资本充足率不能达标，

　　纽曼：我跟银监会有过一些交流，我认为银监会充分理解银行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曾作过银行监管者的角色，所以我理解银监会的想法。有些时候，银行资本金不足，而自身并不想筹集资金，但监管者会出面干预，逼迫银行补充资本金。深发展不一样，对补充资本金我们本身也非常迫切。银监会知道，许多事情并不由银行控制。

　　一方面，使两类股东达成一致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流通股股东认为，别的公司股改时支付了更多的对价，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但是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新桥认为，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持有的股份要参与流通，也没想过要得到流通股股份。现在有人逼着我们为自己并不想吃的午餐付账，为什么要为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付出代价？这很难向加州或纽约的退休基金持有者解释清楚。我充分理解这两类股东的不同意见，希望双方今后能够达成共识。双方可能对新的股改方案都不一定满意，但又都可以接受。

　　另一方面，中国大部分公司75%以上为非流通股股东，只要非流通股股东让出8%的股份，流通股股东的收益就会超过20%。而深发展的情况恰恰相反，流通股股东非常多，非流通股股东特别少，即使非流通股股东让利8%，流通股股东的收益也只有3%。所以我对许多基金公司说，你们所争的最多不过3%的收益而已，如果尽早完成股改，银行通过募集资金、获得发展的话，大家的收益可能远远不止3%，为什么不尽快解决股改问题？

　　记者：通过上次投票，你是否认为银行与中小股东之间沟通上存在一些问题？

　　纽曼：我们非常愿意与中小股东加强沟通与交流。深发展有超过60万的股东，而董事会办公室只有6个人，一一沟通有很大障碍，我们会考虑增加人手，尽可能做好与所有股东的交流和解释工作。

　　深发展业务进展顺利，盈利非常迅速

　　记者：你认为目前对深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与GE和雷曼兄弟合作有何进展？

　　纽曼：股改迟早会过，对这一点我充满信心。与此同时，我们会把银行经营好。目前，深发展的各项业务进展顺利，盈利非常迅速(上半年业绩预增150%至200%)，这对改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会有很大帮助。GE是目前我们已经公布的惟一一家战略投资方或合作方，双方在

　　GE是长线投资者，他们对深发展非常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