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耗调控出马 莫走行政化老路

　　刘晓忠

　　近期经济运行中令人关注的问题除了投资过热外，能耗不降反升也令人忧心。有分析认为，在通过土地、信贷等方式遏制投资的同时，下半年有关部门很可能祭出一个崭新的调控手段———能耗调控。而国家发改委日前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14家中央企业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的消息，也似乎预示着下半年能耗调控已拉开帷幕。

　　作为“十一五”开局第一年，今年上半年能耗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同比提高了0.8个百分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原因是，本轮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这两者对能源的消耗都非常高，此外，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资源价格管制导致的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税收杠杆未能及时发挥作用以及节能技术落后节能意识淡薄也是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降低能耗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凭行政性的能耗调控目标制实难凑效，在目前的条件下，除了要转变增长方式外，适当调整相关政策非常必要。

　　首先，要舍得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切实下决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方面深圳经验值得借鉴。从统计数据看，当前能耗状况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各地经济增长与能耗紧密相关，如投资增长排名靠前的吉林、内蒙古、山东、安徽等地，能耗指标也位居前列。而经济增长速度适中的东南沿海地区，能耗指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1.22的水平，而且还出现了稳中有降的较好趋势，其中深圳上半年GDP增长13.5%，但能耗却仅为0.59，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深圳市的能耗指标得到有效控制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圳政府由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的战略转型，“效益深圳”为有效降低能耗提供了支持；二是深圳的经济、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转变为深圳降低能耗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深圳受自身条件的局限，发展重

化工业的制约因素较多，因此，深圳的经济发展只能通过对现有产业进行升级以及向金融服务、物流商贸方面转型来实现，而这些行业都是耗能低的行业。近些年来，深圳经济结构转型力度很大，其中研发投入已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表明经济发展已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当然，深圳能耗指标下降有其特殊的原因，难以全盘照抄，但其追求效益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却是可以借鉴的。那些经济发展依靠重化工和城市化建设推动的地区，完全可以依靠后发优势来平衡好经济发展和能耗降低间的关系，即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起步中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其次，加大对要素资源价格改革的力度，利用价格杠杆来有效降低能耗。能源价格偏低且市场化程度不高，已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制约因素。能源价格管制扭曲了投资回报率，这种受管制的低要素价格，实际上为投资人提供了丰厚的“经济租金”。虽然签定节能目标责任书可以短时间内遏制三高一低的投资行为，但实际上这种调控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而，能源价格杠杆效应无法发挥的情况下，能耗调控从长期看面临失败是可以预见的。

　　再次，相关税收政策和法律的不完善也影响了能耗改善的目标。如

燃油税、资源税迟迟不出台，使得税收杠杆无法发挥作用，影响了人们的节能意识。而《能源法》和《节能法》尚待字闺中，也不利于中国能耗的降低。

　　最后，发展排污市场也能有效遏制能耗高增长。建立排污许可证制度，通过排污权市场的交易，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培育市场主体的节能意识，降低能耗指标。

　　总之，走出高能耗的困局，行政式调控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控制能耗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深圳牺牲一点经济增长速度来改善能耗，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