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为中国经济释放潜力

　　□杨英杰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过度投资。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这说明调控中的投资仍在强劲反弹。同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带来了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按照中国科学院根据资源绩效水平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排序看，我国位于第54位，也是倒数第6名。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最常 见的评量方式，但这两种指标忽略了自然资源的消耗，也未计入环境所受到 的伤害。如果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纳入到经济增长的计算之中，那么我国经济增长率是否还会如此之高，也将成为一个疑问。

　　不可否认的是，投资拉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目前我国的高投资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正从原来的轻工业化进入重工业化，重工业化需要有大规模的投资，投资加快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也是投资旺盛的一个原因；还有，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产生了大量非国有的投资主体，他们的投资积极性很高，这几年我国的高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是非国有企业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加之市场化改革之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不断攀升的储蓄最终大部分都会转化成投资。

　　尽管如此，过度投资无疑会在不远的将来损害我国的经济增长，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有可能出现投资回报递减，即投资效率下降。目前已有数据表明我国投资效率过低。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企业的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持，而投资效率过低意味着信贷回收的前景堪忧。如果这些投资不能收回，结果便是金融系统风险的积累。因此投资效率过低的情况一旦长期持续，不仅会带来短期的金融风险，而且长远的问题将更加严重。

　　经济增长取决于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数量及质量，所谓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公路、机场、港口等；软件基础设施指的是制度如法律规章制度和金融体制等。无疑，仅靠投资与硬件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缺乏可持续性。

　　世界银行于2005年底公布的“2000年国别财富报告”，以2000年数据为基础，统计分析了近120个国家的财富构成基础。结果发现，越富庶的国家，有形资本所占比率越低，无形资本所占比率越高。有形资本主要指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自然资本包含原油、天然气、矿藏之类的无法再生之资源，以及耕地、牧区、自然保护区等；无形资本则是整体财富扣除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之后所剩下的部分，组成要素包括人口的知识技能、特殊专长、社会互信程度以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制度。

　　就我国情形而言，与美国和德国相比较，美国的人均总财富是我国的54倍，德国是我国的53倍。其中，在人均自然资源财产方面，美国是我国的6倍，德国仅是我国的2倍；至于人造财产方面，美国是我国的27倍，德国是我国的23倍。但在无形资本方面，美国是我国的99倍，德国是我国的100倍。这说明，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是差在无形资本上。由世界银行报告发现，一个国家无形资本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法治程度与教育水平。在中低等收入国家中，其无形资本平均有36%取决于教育水平，57%取决于法治程度。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同该国的法治程度及教育水平成正比。根据统计，如果国家居民多受一年教育，国家的人均财富将增加838美元，法治指数提高一个数字，人均财富将增加100美元。

　　即使与印度相比，中国亦存在不小差距。就硬件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很明显走在印度前面。据摩根斯坦利的估计，中国的

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但就软件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则在某些关键方面领先中国，比如产权保障、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公司治理等。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中国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更够胜任国际公司工作的比例大约是1/10，而印度的本科毕业生可以达到1/5以上，因此，印度培养的高等教育者的可用性至少是中国的两倍左右。再比如说

股票市场，当前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印度GDP的80%，而中国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证券化，使得其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都要高于中国。

　　总而言之，影响目前中国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障碍，不在于硬件基础设施之不足，而在于软件基础设施即制度建设之匮乏。若想支持

中国经济增长保持目前所必需的发展势头，必须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为市场交易提供更为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这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