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男剩女”引发啥灾难

　　议论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已成为“国际话题”。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早在1990年写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正逐渐引起他对男孩的担心，许多“多余”出来的男孩子贫穷、没有根基、没有固定的性伙伴和家庭。他们需要逛妓院或者同性恋来解决性需要。根据他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4000万的男性找不到老婆。

　　2004年5月，美国杨伯翰大学的瓦莱丽·赫德森和英国肯特大学的安德烈亚·博尔合 作出版了《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他们认为，妇女的缺乏将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会在社会经济底层形成一个光棍阶层。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

　　近日，由于媒体报道“可婚男性过剩将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此话题再成热点。起因是

北京大学教授穆光宗在《学习时报》上的言论。他说，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供的数据，到2020年前后，中国可婚男性人口可能过剩2400万左右。他预测的到2020年的超男数量，比阿玛蒂亚·森的少600－1600万。虽说数据比较乐观，但所作“人道主义灾难”的预言，比国外学者所预言的严重程度有过而无不及。

　　我在《南方周末》撰文说过，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的人为因素，如蓄意堕胎“扼杀女婴”，这一非人道的、与生命价值和尊严为敌的普遍现象，就是现时进行中的“人道主义灾难”，并非是到后来才会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惩罚。

　　扼杀和歧视女孩，本身即人道主义灾难。男女比例失调会不会引发别的灾难？我认为，男女比例失调将造成未来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个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这方面的研究尚处在混沌状态，而某些学者却在混沌状态中侃侃而谈，似乎言之凿凿。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各种各样的、难以统计的人道主义灾难。应该问一问，这些灾难中，能确证有哪些是由于男女比例失调所招致的？如果以往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以男女比例失调为主因而引发的人类灾难，在人类干预、规避人为灾难能力大大增强的今天和将来，就一定会引发人类灾难和社会问题吗？不知持“超男剩女将来灾难论”的专家学者，在这一问之下当作何解。

　　《光棍》这本书中，把“捻军起义”作为“超男”引发灾难的证据，这与历史真实不符。当时的社会贫富悬殊、产生大量失地流民，才是主要的社会背景。出于“超男”以及由此而来的“性不公”和部分中国男人的性压抑，应该首先是由中国本土人士观察和体验到。任何一支造反武装中都是光棍成群，若将这现象作为超男作乱的证明，解释中国历史的“农民起义历史主线”论，则该由更荒唐的“超男作乱历史主线论”所取代了。再说，如果造反的理由是找不到老婆，那么，要从根本上瓦解造反队伍、解决暴乱问题，岂不只能以采取“性手段”为主？

　　“超男”是否威胁到世界和平、社会安全，男女性别比例与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这是个极其复杂、严肃的课题，涉及到人口、文化、经济、政治、科技等诸多领域，必得在世界范围内做系统研究。我对国内某些学者盲目跟风的表现不敢苟同。学者，不耐寂寞倒也没什么不对，但学者欲抓人眼球，要凭过硬的证据和缜密的分析。

　　地球生物，恐怕都有两性比例失调问题，也都有自然的调解和应对途径。上帝不会仁慈到为人类两性做出“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安排，即使人类两性人数对等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由于人类自身行为，依然无法实现“一对一”的“理想境界”。作为智慧的人类，面临两性比例失调的现实自然会比其他生物有更多的、人性的调整方式，尤其文化、观念方面的变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有很多的改变，这一点，回顾近几十年来中国人两性关系的变化状况即可有所体会。

　　“超男”问题，在中国、印度这等大国才特别引人注目。在下的观点是：制造“超男剩女”的人为因素或人为灾难，正由社会不公和生存压力所引发，这种人为因素，实际上也是一种出于自保需求的生存应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暴力倾向，并非主要被两性比例因素所规定，而两性比例失调，却是社会不公和环境不良之果。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眼下的社会不公和公共政策调整，以消除、减少进行中的“人道主义灾难”。如果因果倒置、本末倒置，“人道主义灾难”则势必持续到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