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原理：幸福真的买不到

　　傅勇

　　幸福感并不会与财富同步增长，在中国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去年公布的“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远远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更令人惊奇的是，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好奇、质疑乃至口诛笔伐，社会反响不一而足，然而，带给公众最多的莫过于困惑了。

　　其实，要解释这样的怪现象，一些经济学常识就够了。不过，话需要从头说起。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戈森以经济学界的哥白尼自诩。他倾其小康之资写作了《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及人类行为的准则》一书，在序言中他指出：“哥白尼为了解释关于天体总和的规律所成功完成的事情，正是我在解释关于地球上人们关系的规律所完成的事情。我已经成功地发现了使人力赖以生存并支配人类进步的那种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作用的法则及其一般形式。”

　　但直到他临死前，他的书只售出了几本，为此他愤而停止发行，予以销毁，并郁郁而终。大浪淘沙：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所创建的戈森两大定理最终成为支撑整个现代效用理论大厦的支柱。在任何一门经济学原理课上，要不了多久就必然要提到边际效用递减的心理学规律。教授们通常会举出吃包子的例子：随着饥饿感的消失和胃部极限的到来，每吃下一个包子所带来的效用依次减少，甚至产生过犹不及的负效用。这被称为戈森第一定理。

　　想想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许多东西都是适用的。重要的是，金钱也是如此。同样是增加100元收入，对一个食不果腹的乞丐和一个一掷千金的富翁显然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意义。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金钱对人们的效用下降得竟会有那么快。不过，除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以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角度。

　　首先，经济理论中有一个相对效用假说，意思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与同层次其他人生活状况的比较，而不是其实际生活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相对于同自己联系最密切的人而言，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越高，则幸福感越强烈。这种攀比心理被称为“与邻居琼斯家保持一致”（keep up with Jone’s）。

　　这样，即便经济发展使得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但是如果以同样的幅度、收入的相对地位不改变，那么他们的幸福感的确有可能不升反降。这可能正是日本的情况。同样，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生活圈子不过方圆几十里，接触到的乡里乡亲同自己的生活状态极为相似，心理上不会有太多的不平衡；城里人则有所不同，周围人群收入消费差距巨大，身边富有者比比皆是，这种来自比较的压力足以抵消绝对收入水平较高所带来的满足感。

　　其次，钱越多人们烦恼也越多可能是因为金钱刺激着人们欲望的膨胀，而欲壑难平的滋味并不好受。在这方面我们也能找到经济学依据。被誉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经济学家”的保罗·萨缪尔森提出过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幸福感类似于满足感，它实际上是现实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期望状态的一种比较，两者的落差越大，则幸福感越差。

　　当月收入只有1000块时，我们不会为了该买几套房子而烦恼，也不用费心去关心国际时尚的流行趋势。通常“知足常乐”的满足感只有在小康生活中达到，而一旦步入更上层的生活，小富则安的平衡心境将一去不返。

　　最后，关于为什么财富不能给人带来快乐，最近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并验证了另一种理论。今年7月份出版的《科学》杂志撰文指出，人们普遍认为高收入就能带来好心情，其实这是错觉；相反，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不会特意把时间投入令人愉悦的活动。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人们收入越高，用于享受生活的时间就越少。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富人有着更高的机会成本。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显然更适合于富人而不是穷人。律师的报酬是按照小时计算的，农民的收入即便是按年来计算也少的可怜。既然高收入者的时间更值钱，那么娱乐对他们来说也就成了一个

　　所以，如果我们要为穷人找到一个不可怜的理由，或许可以说，穷人可以享受到富人不能享受的事情，因为富人要忙于更重要的事务。从这点来说，无论是盖茨抽身而退，还是巴菲特的慷慨解囊，都是一种利人利己的帕累托福利改进。